別人冠給庫德頭銜不嫌少。吉他手、電影配樂作者、搖滾/民謠歌者、藍調樂人、製作人……。早年他額束髮帶,領口敞開的「吉他王子」樣,到電影配樂的綺麗雲霧,到「世界音樂製作人」的新職銜……對庫德來說,他都只在做一件事情,彈吉他或與人對彈。
九八年春天,往阿姆斯特丹路上,仍質疑著庫德(Ry Cooder)在這些古巴老樂人中的位置。直到卡列劇院被掌聲、踏步聲震碎的〝BVSC〞夜(註1),見到庫德與兒子華卿(Joachim Cooder)老鼠般滑進滑出舞台的背景。庫德安靜地坐在古巴樂人的背後,低著頭,撥弄吉他……。對於庫德才多了一份崇敬。總以爲他也是那般霸道的西方製作人,在他人文化中掘寶,塗飾在自己的身上。
正當西方樂評回顧搖滾樂八〇年代末支撐起的另一種、無法以一詞概括樂風的「世界音樂」十年史,祭出的白人音樂鼻祖,除了主流的彼特.蓋博爾(Peter Gabriel)及保羅.賽門(Paul Simon)外,就是庫德。而庫德是唯一被樂評以滿篇詞句揚頌的一位。但庫德不以此爲傲,他不喜歡別人稱他「世界音樂製作人」,他對美國以外的音樂文化的興趣也非始於八〇年代。早在「世界音樂」一詞在音樂市場成形前,七〇年代的庫德就與琉球、夏威夷、墨西哥樂人合作。只是那時沒人在乎哪裡是琉球。也就是說,庫德始終如一;不過到了九〇年代,那樣的跨地域合作,卻足以拿大獎。(註2)
西方有樂評那麼說:庫德跟賽門最大的不同是,庫德把榮耀歸於合作的樂人,而賽門沒有。雖然賽門對樂人也很好,不吝嗇酬勞,但你卻只能在唱片的一個小角落找到合作樂人的名字……。想想Ladysmith Black Mambazo的專輯與賽門的Graceland有沒有很大的差異?庫德不是偉人,但我服他敢說:「他們(指古巴樂人)不需要我,就已是最好的了。我只是喜歡參與他們……」
九九年春天。我如願到了古巴,如願見證了革命後四十年的古巴,如願見到庫德從未保留地稱頌的古巴老樂人,如願參加了溫德斯電影的首映,如願與庫德碰面,證實他是個値得尊敬的樂人。雖然庫德總說自己不擅言辭,但因爲他直率,不婉轉的辭句,總能把古巴、越南的樂人故事,說得簡單,說得好聽。
哈瓦那Hotel Nacional裡,身形寬碩的庫德,套上鬆垮的夏威夷衫,癱在於他過窄的藤椅上,認眞地翻弄我送給他自己的製作,專注地聽我解釋音樂的由來。我明白,因爲他對音樂,以及音樂背後的人從未減少的熱誠,才能做出好的音樂。訪問才開始,庫德怕我手酸,很快地從我手中抓過麥克風。讀過一篇稱他爲Mr. Grumpy(暴燥先生)的英國評論,文中提及《記憶哈瓦那》錄完後,庫德特地提醒英國唱片公司的執行製作尼克(Nick Gold),只需將他的名字列入樂手之列,不要在專輯封面出現他的名字,盡量將榮譽留給古巴樂人……。
在古巴革命四十年的歡賀尾聲,我才終於將庫德的訪問忠實地整理成文字:
有「藝」樂人,與衆不同
在你到古巴之前,你對這些古巴樂人有怎樣的期待?
沒有特別期待什麼,只想試著做些串連。這樣的音樂在過去,已有許多好的錄音留下,所以,沒有再創新機的可能,只是藉此跟老樂人相聚,希望有好的樂聲能出現,聽聽他們的聲音。這些樂人已老,要找到他們不易,錄專輯不過是一個讓大伙聚在一塊的好藉口。當然,如果你説,我來拜訪伊布拉印(Ibrahim Ferrer)或孔拜(Compay Segundo),也沒什麼不可以。但是你説,我們來錄音,弄個計畫,試著做些什麼,樂人多少能明白那樣事情的本質,同時他們也很習慣那樣的念頭。雖然這些老樂人中有些多年未有演出,但他們仍淸楚,「你錄專輯,我來參與」,那是一個明白的開始,然後便能很快地進入正軌,好的樂聲漸而產生。
正如我先前所説,這些樂人在這裏早已留有許多美好的錄音,我只需想如何將這些不同的樂人組合,整合在一起,做些什麼。因爲,就風格上而言,魯本.貢札雷茲(Ruben Gonzalez)不會跟孔拜一起演出,他們也從未一起演出過,因爲古巴向來有風格上的分野。專輯中的艾力亞德(Elia des Ochoa)過去也不會跟卡巧(Cach aito)一起,因此,能做的,就是把他們──目前仍活著的,爲數不多的老樂人,聚在一起,看看能做些什麼。
作爲專輯的製作人,那是否是最困難的部分?
事實上,並不是那麼困難,因爲他們太好了,你只需要等著聽就行了。他們會千萬首歌,你只需選出其中一些。我聽過其中的一些歌曲,有些則完全沒聽過,所以,我靜心地等。偶爾,我也會提議我知道的古巴歌謠,他們會説:「不要,我們不太喜歡那首……。」好,沒關係,下一首……下一首,他們會説:「這首好,我們來玩這首。」
他們會以某個版本做演出方向的指標,彼此也會起爭執,「不是那樣,是這樣……」,古巴人素好爭執,他們凡事均爭,但因爲孔拜是最年長的一位,最受尊敬,因此當他説:「Incorrecto!(西語:不正確之意,庫德模仿孔拜低沉的聲音),你們得這麼做!」,沒得爭了,「我知道怎麼做才對。」……他是年紀最長的大師,也是能使專輯變得不同的人,他有那樣的知識使一切變得與衆不同;否則,像這樣一張民樂風格的專輯,可以是單調,聽來無趣的。就算好聽,又如何。所以我們需要大師,讓這張專輯聽來不同,因爲他們有「藝」,而一般樂人多數沒有,所以他們顯得不同。不難,也不易,當那麼多才情高的樂人同聚一室,你不能失敗,我猜……,但也有可能失敗,不過我們沒有。謝天謝地。
但你有想過專輯會如此成功嗎?
從沒想過。做完一張專輯,告訴自己,終於做得差不多了,整個過程美好,希望大家能有緣再聚,等等……。專輯一發行,突然間,事情發生了,大家喜歡它,專輯非常成功,相對地,這樣的樂風也受到喜愛,出人意料,沒人預到會有這樣的成功。雖然,我已見識到全世界的古巴熱,那或多或少也促成專輯的成功,不全然是專輯本身……專輯這麼多,這張跟那張有多大不同,並非那麼顯見;媒體先對古巴產生興趣,然後專輯才有機會接觸到較大的群衆,因爲有更多人循著媒體的報導知道古巴。
是否能比較這張專輯的製作與之前Talking Timbuktu及A Meeting by the River兩張製作,在經驗上的差異?
非常不同。那兩張是二重奏的專輯,我分別跟巴特(V. M. Bhatt)、阿里法可(Ali Farka Toure)只是坐下來彈奏,基本上,是彈奏他們的作品,兩張都是很類似的作法:但跟一群樂人共處一室則不同,當你有一屋子的樂人,有各樣的想法、能量與才華,巨大的,像個軍隊。如果只有兩個人,比較……(思考了一下),阿里法可有自己寫的歌,然後我們一起演奏,巴特有他想要彈的旋律,我們一起玩,一首接一首,規模很小;一屋子樂人凑在一起,就完全不同了,很刺激。
我得説,你心理明白能做些不同的東西,或更多不同的東西,某些方向更有趣的東西,因爲素材更多。加上,我們是在古巴,不似先前兩張專輯,我人不在非洲,也不在印度,只是在某處某個錄音室錄音。但這張專輯,我們在古巴,我們在這音樂的土地上,我們在這些樂人的地方,這裏的錄音室很有歷史,許多古巴專輯在那灌錄,所以更眞實。非常不同的經驗,兩者都好。
你是否會認爲,這張專輯若不是由你擔綱製作,會有不同的結果?
我不曉得。下一個人會做不同的事。不論誰做,都應該懂得如何將此事做好。做這樣的工作,我有些經驗,我從事製作已久,淸楚如何做這樣的工作,你不能走進錄音室裡,劈頭就説:「嘿!我們來錄張漂亮的專輯吧。」你不能那麼做,得要有一定的常識來做這事。今天,有很多人從美國、法國、各處來古巴,每個人都想製作古巴專輯,所以,突然之間古巴變得非常熱鬧,我們也期待他人的作品,他們會做出不同的東西。
在阿姆斯特丹演唱會,我注意到……
(驚訝)你在場嗎?
是啊!
啊……!
我注意到你試圖將自己藏在樂團的背後……
沒錯。我喜歡坐在後面,那是個合宜的位置。
所以我猜想,你必定有自己的一套製作哲理或道德,尤其當你跟來自不同文化的樂人合作時……
是的。尤其是跟這樣的一群樂人合作,大師級、受人敬重的樂人,你能做的只是去呈現他們,而非主導一切。他們不需要我,就已是最好的了,但我喜歡參與他們,我喜歡跟我兒子坐在樂團的背後,參與節奏,那是最好的位置,聽到很棒的樂聲,我們傍著鼓手,前面則是一排獨奏者,那是能爲他們做點事的最合宜的方式。無論如何,對我而言那是正確的態度。
音樂超離政治、語言、刻板宣傳
整個製作計畫中,最困難的是什麼?一定有些什麼困難。
面對媒體的訪問最困難,因爲,做音樂時不需要太多語言,只要去做就行了,樂人玩他們的音樂,各盡其責。但當他們(媒體)問很多的問題時,你想了又想,然後得編出一些話來説,跟做音樂完全不同的經驗,那不是我所擅長。我想,我做唱片,那是我個人小小的領域,就像有人拍電影,有人寫文章,但因爲這張專輯有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人們便開始好奇。還好,我樂於見到世界對這塊土地上顯現的興趣,因爲這裡長久被遣忘,被忽視,那不是件好事,我們希望人人能瞭解他們(古巴人)的生活,我想,那很重要,特別是世界上仍有那麼多人對古巴持有敵意,但不是每個人,也不是我,而是一些國家或政府。這些報導應有益於讓古巴人呈現他們眞實的一面,看見他們,你怎麼還可能怕他們。
你初次跟這些古巴樂人在錄音室以及他們日常生活中接觸時,是怎樣的情況?
在錄音室與這些人碰面,彼此明白個人的職份。樂人大都近似,他們傾向相同,所以他們也都淸楚在錄音室裡做什麼。我們坐下,各自拿出自己……的樂器演奏,很快地進入狀況。有些時候,跟某些人在一起,也可能碰撞不出火花,無法產生默契,我也遇過不少那樣的狀況。當然,也因爲古巴人很大方,他們樂於與人分享他們所有,那很重要,如果沒有他們的大方,如果他們很封閉,便不得其門而入,什麼也做不出來,想都別想,我有過那樣反面的經驗。
通常屬於好的經驗,是欣然接受,樂於分享,痛快地一起做些什麼。我正與一位河内的樂人共同錄製專輯,他就是那樣的人,那些(古巴)老樂人亦是如此,或者,(美國)政府曾仇視古巴,他們必定也在記恨,其實不然。音樂的另一個優勢是,迅速地反映我先前所説的良好關係,因爲音樂在某種程度上超離政治、超離語言、超離刻板宣傳,所以較容易掌握,我不願做政客,對我來説,那是很難,超難的工作,詭異的工作。音樂,我瞭解,是容易得多的事。
你是否到過樂人家中拜訪他們?
有的。不過,我得説明,在這裏工作,我們非常努力,工作時間很長,因爲沒有太多的時間,所以必須很有效率地工作,不停不停地工作,因爲你不能説:「我們趕快把專輯錄好。」必須深入,像掘一口井一樣,往下挖,往下挖,往下挖,水在地底的某處,那需要時間。
剩下不多的時間,我們在樂人的家中度過,現在,我們都成爲朋友了,彼此瞭解。大家都對我兒子非常好,像現在,他正要往一位樂人家學崩歌鼓(bongo),他們敎他更多技巧,很美的事。對他來説,是重要的人生經驗,他還年輕,跟這些樂人在一起學習很重要,像一所學校,一所好學校。(待續)
註:
1.BVSC指的是Buena Vista Social Club。原爲革命前哈瓦那市郊的一個會員制俱樂部。庫德在一九九六年至古巴與古巴四代老樂人合錄專輯,專輯以哈瓦那二〇──五〇年代的經典頌樂爲主要曲風,爲紀念哈瓦那音樂的黃金年代,專輯以及Buena Vista Social Club爲名。一九九七年專輯做全世界發行,出乎意料地大受歡迎。一九九八年,二十幾位參與專輯錄音的原班老樂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卡列劇院,做全世界唯一全員到齊的兩場演出。
2.庫德參與製作的A Meeting by the River及Talking Timbuktu,分別得到兩屆的葛萊美世界音樂獎。Buena Vista Social Club則得到九八年的葛萊美拉美音樂獎。
文字|鍾適芳 音樂製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