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風波》的大陸行歷經風波，堪稱一趟飄浪之旅。尤其貨櫃在海關遭扣，影響廣州的演出，更是最大的遺憾。不過事後回想，卻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為廣州演出雖然美中不足，但當地觀眾的熱情沖淡了舞台缺憾，演員也因無舞台包裝，反而激發身體潛能。北京的戲劇環境與廣州不同，倘若在中央戲劇學院演出時，舞台、燈光、服裝條件不足，整齣戲的完整性大打折扣，就讓人扼腕嘆息了。
因緣際會，二○○一年台北藝大春季學期製作《一官風波》竟然搭上兩岸文化交流的列車，不但有機會再度演出，也成為台灣教育劇場登陸的急先鋒。到大陸演戲並非多偉大的計畫，只是卻之不恭，不去可惜。緊接而來的，又是忙碌的流程。舞台劇不比影視作品，完成後製作就可無數拷貝，一播再播，製作人、編劇、導演都能翹腿捻嘴鬚，輕鬆以對。舞台每一場演出都是新的開始，同一齣戲，間隔一段時間再度呈現，更是徹徹底底的重新製作。
《一官風波》所搬演的東亞海域故事，場景包括日本、中國、台灣，事件也涉及四百年前的兩岸關係，雖然時空轉換，仍可能觸動對岸各級「對台辦」、「港澳台」或文宣部門的神經線。我們那位勇於任事、「對陸辦」經驗老到的執行製作詹桑（編按：詹惠登）倒是自信十足，一副「問題不大」的樣子。他很快地把二○○一年的演出劇本與相關資料寄給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和上海戲劇學院，對方也爽快地回函表示歡迎。
什麼是「一邊一國」？
這齣戲的舞台原始設計是以藝大劇場條件為藍圖，外地演出所牽涉的技術問題繁多，而裝台時間連同技術彩排，敲敲打打，前前後後得七、八個工作天以上。每個階段的銜接與配合必須精準，否則，勢必影響演出。劇場技術組每天為舞台操心，後來卻發覺跟大陸漫無標準的「政策」相比，劇場技術與裝台檔期都只是小case。
就在劇組積極工作，舞台與燈光設計準備赴大陸勘查演出地點時，上海戲劇學院突然寄來一封信，很不客氣地指明《一官風波》不適合在上海演出，要求更改演出劇目。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讓劇組立即陷入雞飛狗跳。詹桑多次溝通無效，只好放棄上海的行程，轉而聯繫廣東省文化廳與廣州話劇團，對方很阿沙力地答應安排演出，並負責落地接待，表現了南方中國人的溫暖。廣州雖然現代劇場條件不足，但開放的社會風氣與求新求變的戲劇傳統，也算是上海之外最好的選擇了。
台北藝大確定先在廣州話劇團的十三號劇院演出兩場，而後北上到中央戲劇學院實驗劇場作四場表演。一切似乎就緒，演出海報、節目單也已完成，並開始散發。隨後而至的，仍是一連串的狀況，以及不間斷的書信、電話協調過程。北京和廣州主辦單位的邀請案件往上提報時，大官小官擔心演出內容出現敏感話題，對於《一官風波》的角色、場景都有意見。而且南北所挖掘的問題不同，詹桑三天兩頭就會彙報對方要求的修正意見。北京有人一眼看出劇中的「明國」接近「民國」，我把它改為「銀國」，連帶地，「清國」也成了「金國」。平戶這個地名擔心引發觀眾仇日心理，就改為平溪吧！順便也把廈門島改成葉門島，免得有人按圖索驥。「福爾摩沙」地名不妥，我從善如流，改成「福爾摩亞」，還不滿意，就叫「忽摩亞」好了。改來改去，最後廣州一位「領導」反而不解地問道：「為什麼不直接就叫台灣？」。
大陸不斷釋放出每個單位、每位專家提出來的意見，到底僅是提供「參考」，還是嚴格要求更改，不得而知。但劇本一再更動，徒增排戲的困難，也造成演員極大的心理負擔。為了演出順利，只好委曲求全，畢竟一個龐大的演出隊伍在中國的處境，與一、二個人的機動性截然不同。何況，台灣戲劇界、藝文界向來就很少人認真思考過台灣與大陸是否真的「一邊一國」？如因這些泛政治問題拒絕演出，恐怕連我的同仁都不易理解。
劇名惹來無關風波
整齣戲的排演就在看來似乎沒問題，卻又充滿不確定感的情況下進行。在宜蘭演藝廳的行前公演之後，製作組立即把舞台道具、服裝、樂器封箱，由海路運往廣州。劇場技術組同仁接著到廣州接運，以便及時裝台，讓隨後趕到的導演組能在演出場地排演。不料，裝有舞台行當的貨櫃抵達廣州之後，竟然被扣留在黃埔海關，遲遲不能提領，原因是邀請單位發文慢了，免稅的手續也不完備。日子一天、兩天、三天溜過，貨提不出來，裝台工作受到延誤，提前到廣州的劇場人員毫無用武之處。
一位「領導」總算開口了，他說：「這些波折是因為你們的劇名取得不好，你看一『關』風波，不是講明會在海關遇到風波嗎？」像是關心，也像是開玩笑。
舞台道具無法在演出四天前提領，舞台裝置、燈光效果與演員造型受到嚴重影響，只好到廣州話劇團的道具間挑一些服裝、道具湊數，他們也盡可能給遠來客人提供援助。既然演的是海盜故事，隨便頭巾一包，打了赤膊也有幾分樣。燈光就用普通照明設備，在燈框上加幾張色紙，製造一些特殊效果，就跟本地一般演出差不多了。那兩天來了不少「領導」，演出前上台致詞、獻花，戲演完又上台慰問、合影留念，他們直說台北藝大的演出是廣州戲劇界的大事，因為這是第一支到廣州表演的台灣戲劇團體。戲劇進行中，觀眾席手機響了，有人大剌剌地對著它聊天，旁若無人。看戲習慣輕鬆、隨興的廣州觀眾，對於舞台技術與服裝的缺陷十分寬容，也不太在意。有的觀眾在劇場內遊走自如，拿起相機對著舞台瞄準，發出一陣陣閃光……，我突然有時空倒錯的感覺，彷彿看到三十年前台灣戲劇演出場景。
在別人家後院蓋客廳
貨櫃出關時已是公演結束的第二天，它如何解套？我完全不清楚，不過仍須感謝廣州話劇團的奔走，以及當地幾位台商的關切。這時離北京裝台期限已晚了兩天。工作人員恨不得把這堆笨重的行頭、道具一骨子丟進中央戲劇學院。僱來的貨車由廣州循著粵漢、京漢鐵路北上，就算路程順暢，也要七十二小時才能抵達。在北京待命的劇場技術人員連夜僱人趕搭基本台，準備貨車一到達，即刻裝台、試燈，並擠出演員現場排演的時間與空間。導演組一行人則由廣州搭機到天津，再包遊覽車上京。
運載舞台道具、燈架和服裝的貨車送抵中央戲劇學院的時間雖慢，總算讓人鬆了一口氣。工作人員不眠不休，在最短時間內完成裝台。舞台監督接管劇場大小事務，安排各技術部門的整合、試演，以及演員著裝、發聲、走位，並在正式公演前一晚勉強進行一次彩排。中戲的劇場是傳統鏡框式舞台，有小型樂池、後台很深。無法符合《一官風波》的舞台需求，舞台設計房公（編按：房國彥）兩個月前來看場地時，已確定放棄原來的觀眾席，利用劇場的後台重建表演區與觀眾席，等於在別人家後院蓋客廳。樂池上搭置投影用的布幔，原來偌大的觀眾席成為操作投影的工作席。臨時搭架的階椅式平台，來不及磨光、上漆，台面還有些粗糙，坐在這裡看兩個多小時的戲劇演出，並不輕鬆。看過小劇場的年輕人，也許還能適應，年長的觀眾在沒有靠背的地板上看戲，就很辛苦了。
《一官風波》上半場以群戲為主，幾個表演區交叉進行；下半場則以主要角色的對手戲為主，場面由熱鬧轉趨冷靜，場景與場景之間的流通與銜接更快，戲劇所要表現的情感多在後段完成。在北京的每場戲結束，都有不少年輕人留下來與導演、舞台、燈光設計討論，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他們對開放式的表演方式以及劇場技術、樂隊、特殊音效所營造的戲劇氛圍感到興趣，而演員的投入，及其與觀眾忽近忽遠的距離感，也令他們印象深刻。當然也有人指出這一齣戲的某些缺失，例如演員咬字不清，加上身處三面長形舞台，聲音容易散掉，台詞也因而糊掉。有些觀眾則從「歷史劇」的角度對《一官風波》的人名、地名與角色安排表達不同看法，他們似乎很在意模糊、虛構的人名、地名干擾歷史想像。
在北京演出期間，一位目前從事影視傳播的中戲校友，熱情地拉著我的手說：「我原以為台灣就如珠海、澳門、香港，沒有什麼文化，沒想到你們的演出竟然這樣的新鮮、好看！」一席讚美的話，卻也反映某些京朝人士對「台灣同胞」的刻板印象。
足以借鏡、攻錯的互惠交流
《一官風波》的大陸行歷經風波，堪稱一趟飄浪之旅。尤其貨櫃在海關遭扣，影響廣州的演出，更是最大的遺憾。不過事後回想，卻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為廣州演出雖然美中不足，但當地觀眾的熱情沖淡了舞台缺憾，演員也因無舞台包裝，反而激發身體潛能。北京的戲劇環境與廣州不同，倘若在中央戲劇學院演出時，舞台、燈光、服裝條件不足，整齣戲的完整性大打折扣，就讓人扼腕嘆息了。
透過這次的演出，藝大與廣州、北京的戲劇界有了初步的交流，藝大劇場設計系並同時參加中戲主辦的「國際舞台美術觀摩展」，相互之間，有不少足供借鏡、攻錯之處。中國戲劇傳統悠久、深厚，「話劇」至今仍方興未艾，各大城市這幾年紛紛興建大型劇院，對未來的戲劇發展將有進一步的激勵作用。我所接觸到的大陸年輕戲劇界朋友熱情澎湃，喜歡探討劇場的類型與演出主旨，談一齣戲，諸如「歷史劇」、「小劇場」、「先鋒」、「探索」、「後現代主義」之類的名詞就會紛紛出籠。北京和廣州的一些看過《一官風波》的朋友其實早已想對其「話劇」做各種嘗試與創新，只是囿於前輩的舞台觀念與戲劇資源的不足，很少有能付諸實現的機會。整體而言，北京戲劇人才濟濟，演員多具有良好的形體基本功，名家、名劇輩出，可謂中國戲劇之都，也因為如此，「話劇」風格顯得穩重、保守。專業劇團與校園劇團之間涇渭分明，一般戲劇系學生或甫踏出校門的年輕演員鮮少有參與社會劇團的機會。雖然近年所謂「先鋒」、「探索」戲劇興起，但在根深柢固的戲劇界仍然明顯屬於極「小眾」。
廣州現代劇場雖無北京、上海氣派，但其根源於本土的開放性，廣泛吸收外來文化，形成廣東戲劇粗獷、奔放的舞台風格。以粵劇為例，它在傳統文武場之外，早已納入西洋樂隊編制，而外地的戲曲聲腔也多本土化，在中國眾多劇種中，極為少見。但廣東「話劇」近年在「全國化」的目標下，有逐漸放棄本土語言色彩，改以普通話演出的趨勢，表面上容易走出廣州，但相對也降低廣東「話劇」的特殊性。
與中國大陸比較，台灣的「話劇」歷史不長，舞台人材有限，演員基本功更是相對薄弱。不過，台灣社會長期自由開放，戲劇與民眾生活互動明顯，劇場工作者接收的國內外資訊豐富多元。一九七○年代後期以後，實驗劇場興起，打破傳統舞台的「話劇」表演框架，給台灣的舞台劇帶來新的風貌。而後三十年，「實驗」早已變成劇場的常態，各種形式的表演風起雲湧，從街頭到劇院，從傳統到前衛，逐漸打破藩籬，戲劇、舞蹈、音樂等各藝術類型也常跨界合作，自由運用各種舞台元素。社會劇團與校園劇團之間交流頻繁、相輔相成，藝大的學生演員平常參與校內演出，一旦走出校園，很可能就是商業劇場的一個要角。
以信心經營無限商機
許多廣州、北京的觀眾把《一官風波》視為「前衛」、「後現代」的「小劇場」。我一位飽學的同仁在參與討論時也從「後現代」、「環境劇場」甚至「意象劇場」、「總體劇場」觀念切入這一齣所謂極度使用劇場元素的「拼湊式」戲劇。不過，《一官風波》的演出風格與舞台調度，與其說受某些現代劇場影響，毋寧說來自我個人的一些戲劇經驗，特別是運用民間劇場多焦點的舞台空間與流動的走位方式。從此印證，傳統與現代，劇院與外台的戲劇處理其實有許多異曲同工之妙。
台灣與中國關係詭譎多變，互信基礎不足，兩岸政治對話與三通議題至今仍然僵持不下，但藝術文化的交流卻普遍被視為不可避免的趨勢，而且早已行之有年。不過，兩岸對於藝文交流的熱度、目的、期待並不相同。與台灣藝文界的盛情相比，大陸可謂有恃無恐，以逸代勞。因為不待他們推動，也有台灣熱心人士大敲邊鼓，積極引進。相對地，台灣藝文界就沒有這份福氣，除非具有高度票房價值的「資本主義」流行娛樂或商業演出。否則，極少有大陸中介團體熱中推介台灣藝文團體。不過，我們的藝文界看好大陸市場者大有人在，打死不走，有些表演早已在中國幾個大城市佈線，似乎商機無窮。
站在台灣立場，如果兩岸文化交流一定要走，那麼就好好地走，健康地走吧！戲劇、音樂、舞蹈和很多藝文活動都有展現台灣藝術風貌的極大空間。目前所欠缺的，或許就在於對台灣的信心，以及要求雙邊平等互惠的勇氣而已。
文字｜邱坤良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校長、《一官風波》編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