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檢視這個演出時，不能不回頭看看《梁祝》在老一輩人心目中的地位，新世紀的此刻，他們或獨自或攜伴或帶著兒孫輩，在冬夜細雨的廣場，坐在塑膠小板凳上，看著當年猶未出生的演員們，唱著同樣的曲調，再一次搬演如數家珍的淒美愛情故事，生命傳承共同的悸動，以及此時此刻大家團聚在一起的經驗，相信每一個蒞臨現場的人都無法輕易忘懷。
《梁山伯與祝英台》
2002年11月30日
台北市中山堂廣場
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當晚在台北市中山堂廣場，四十年前造成台北城萬人空巷的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如今在舞台上以音樂劇的方式風華再現。這個由台北市政府主辦，以「老地方，新發現」為主題的第五屆台北藝術節壓軸節目，在幾度落雨，上萬名觀眾卻依然撐起傘、穿上雨衣，或坐或站留戀於現場的情況下，其意義不僅止於演出是否精采完美，更重要地，它反芻了市民們的共同記憶，在舊的記憶版圖中創造了另一個新世紀的記憶。
跨世代的「梁祝」主題
其實，各類傳統戲曲劇種幾乎都有梁祝的劇目。例如歌仔戲古本「四大齣」，梁祝便佔其一；電影版本除了李翰祥之外，徐克也曾嘗試新的詮釋；晚近電視連續劇也有其蹤影。至於舞台劇版本，一九八八年底，香港「春天舞台」曾經製作了粵語版《梁祝》，以梁山伯愛上男裝祝英台的同志角度為演繹方向，該劇以陳鋼、何占豪〈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為音樂主題，用歌舞劇的形式表現。因此，若說「梁祝」是一個華人共同記憶的戲劇題材當不為過。各種版本中，當屬李翰祥導演，凌波、樂蒂組合的黃梅調電影最具代表性，也最為人所知曉。此次台北的演出，正是以黃梅調電影為基礎所改編而成。
當然，對於一個正式的演出來說，光憑過去美好的回憶，絕對無法滿足新的需求，在藝術創作上，需要做多方面的考量和規畫，而把一部電影轉化為戶外舞台演出的過程，必然受到更多限制和挑戰。
融合野台與現代劇場之趣
平心而論，此次演出並未做任何翻案式的詮釋，整場唱曲部分悉數保留，只在情節上略有刪節，角色也縮編為六位演員扮演關鍵性的八個角色。開場時，飾演四九的那維勳，以演員的身分與觀眾互動，為後來的學堂場景預作安排，同時運用演員即席小提琴演奏，將觀眾帶進戲劇的情境之中，建立了戶外演出的特殊形式。戲劇進行中，更以觀眾代替劇中學子，由文化局長在台下樂池處扮演打瞌睡的馬文才，保留了電影中令人記憶深刻的喜趣片段，也拉近了觀眾和戲劇間的距離。當觀眾自然而然地捲進戲劇情節，如同古代學子般齊聲吟哦，確實造成相當濃厚的參與樂趣，不可不謂神來之筆。
六位演員在表演身段及唱腔上都有一定的水準，對於角色情感的拿捏，時而詼諧幽默，時而如泣如訴，在古典黃梅調的基調中，創造了新時代的表演旨趣，演來生動活潑，不僅讓人透過記憶複製了當年觀賞電影的情感，卻不會因為新舊的比較而失去欣賞的新鮮感與野台看戲的樂趣。
在場景上，電影的空間轉換自由，舞台自然無法如電影般面面俱到，因此在有限的資源下，採取抽象的自由空間手法，平地搭起舞台，以高低不同的平台階梯和勾欄規劃出表演區域，僅利用桌椅大道具，以及部分移動式的簡單景片和垂掛的布條，將傳統戲曲「場隨人移，景隨口出」的精髓運用到現代劇場中，加上演員走位、燈光聚焦和過門曲調的搭配，產生了虛實交錯的功能，就這一點而言，設計者的選擇是頗為務實的做法。
變數的特殊、驚喜的臨場
只是，由於是在廣場上做戶外演出，現場除了臨時搭建的舞台之外，原本現場四周既有的景觀，以及無法預期的如車輛路過等流動景觀，必然對舞台景觀產生影響，如果能夠將這些都精密地考量在舞台的設計中，相信更能創造出新的視野，帶給觀眾更多的驚喜。
因為是音樂劇，樂團的演奏自然成為演出順利與否的重要關鍵。市立國樂團現場的表現純熟，整場兩個小時的演奏保持著一氣呵成的成效，特別是演出中間一度臨時跳電，場內僅有照向演員的追蹤燈仍可運作，樂團在指揮鎮靜依舊的指揮下，摸黑繼續演奏，表現了相當專業的水準，令人讚賞；而幾度陣雨落下，風雨中樂聲依然悠揚，其精神或許也感染了觀眾，使得場內維持了不減的熱情，也讓這場演出增添了幾許特殊的回憶之處。
然而，中山堂廣場雖說具備了戶外演出空曠的特質，但四周仍有許多住戶，演出時音量的分貝數被嚴格控制在一定的標準下，這也使得戲劇進行中，漸次激昂的情緒被壓抑在穩定的音量下，就演出效果而言，毋寧是一種遺憾。倘若我們相信類似的戶外演出有其必要性，相信表演藝術可以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那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便是政府行政部門必須克服的難題。同時，如果藝術節希望能夠長久延續，諸如燈光、音響、電力設施、噪音防治等等戶外演出的相關硬體設備也必須建立機制，否則製作經費必然有極大的部分將浪費於此。
細雨霏霏、記憶暖懷
當我們檢視這個演出時，不能不回頭看看《梁祝》在老一輩人心目中的地位，多少如今鬢髮蒼白或是已邁入中年的婆婆媽媽、叔叔伯伯們，當年一次又一次地在黃梅調電影的歌聲中，度過他們的青春歲月。新世紀的此刻，他們或獨自或攜伴或帶著兒孫輩，在冬夜細雨的廣場，坐在塑膠小板凳上，看著當年猶未出生的演員們，唱著同樣的曲調，再一次搬演如數家珍的淒美愛情故事，生命傳承共同的悸動，以及此時此刻大家團聚在一起的經驗，相信每一個蒞臨現場的人都無法輕易忘懷。
未來，或許難以再找到像「梁祝」這樣深刻記憶的題材足供演繹，但是，當我們談論市民文化的建立，當我們想要創造城市的認同，二○○二年夜晚的這一場演出便是一個生動的案例。城市的美麗，也正是在如此的溫暖氣息中，才有機會散發出呼吸與共的光芒。
文字｜王友輝 政戰學校藝術系影劇組副教授
「我的鄉愁，我的歌」—文化蝴蝶夢？
在「一個城市的共同記憶」裡去建構一個城市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價值，絕對是執政者在文化經營上應該被鼓勵與肯定的策略，但是請政治人物三思，不要把它的一點點成績演變為政治角力上的工具，戕害了文化發展上乍現的微弱生機。
童乃嘉（美國夏威夷大學戲劇碩士，本社副社長）
在台北市政府陸續完成了一系列老建築物的再生計畫之後，不知是否是巧合，也突然出現了一連串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演出。剛演過的是台北國際藝術節在中山堂廣場上的演出，正在演出的是在國父紀念館的《梁祝四十》，另外一個製作聽說還在醞釀之中，一時間台北的天空彩蝶翩翩、黃梅繞樑。
從鄉愁中找到共鳴
一九六○年代香港邵氏公司出品，由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潮州戲小演員凌波及紅星樂蒂所主演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在許多三、四年級生的記憶裡，都應該有一個很特別的角落。從「遠山含笑」到「生不相親死同墳」的曲子，就算不能朗朗上口也能跟著哼，大街小巷足足傳唱了十幾年。現在從塵封的記憶寶盒之中被挖掘出來，只見中山堂的小廣場上，坐滿了攜老扶幼的中年人，忠實的耗了幾個小時去固守那幾張塑膠小板凳，等候演出開始。
總共兩天兩場的製作，在演出上算是成功的，為五年來歷任兩屆市長都不算動人的台北國際藝術節，終於找到了一些價值定位的可能性──文化局長龍應台說得好──「一個城市的共同記憶」，以及她在文化上所應有的集體認同。「老地方、新發現」的口號雖然沒有透過宣傳打響，但是卻也在市府的努力之下，從台北人的鄉愁之中找到共鳴，《梁山伯與祝英台》的音樂在政治的混亂、經濟的蕭條中間，跨越統獨、族群的政治符號，為人們帶來一個溫馨而悠適的夜晚，鬆弛了很多人緊繃了許久的生活壓力，這樣的成績不可抹滅，可怕的是在成功之後所可能產生的誤會。
小動作險壞了大格局
在中山堂小廣場上演出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以製作本身而言，雖然在有限的條件之下呈現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卻也有更多的遺憾是可以因不同的做法而更好。因此，它的「成功」有可能多半來自於觀眾／市民的懷舊（nostalgia）情思，而非絕對的演出本身。畢竟，人在壓抑於生活困境之下，往前又看不到前景之時，「懷舊」不僅只是精神上的紓解，或甚還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救贖。但是作為一個見證於現場的文化人而言，更多的感慨不是來自於思索為何國家會陷入如此的暮氣之中，而是看到側身文化、動見觀瞻的政治人物的制約反應。
龍應台順應演出製作上的設計客串「演出」馬文才，或許是想要與觀眾「互動」，說了一些「俏皮話」，沒有想到這些極力對比文化活動與政治口水的小評語，卻適得其反地讓龍局長坐實了一個政治人物的思考與政治行為，都是如此的自義而不自覺。龍局長可能認為那些話只是無傷大雅的小幽默，可是在一個與政治立場及選擇無涉的文化場域裡，只能凸顯其無所不在的政治考量，成為一種小鼻子、小眼睛的權謀，適足以破壞原本要建設的文化深度與廣度。
珍惜無心的意外收穫
從這樣的一場文化活動之中產生的一個好的結果與持續的能量，無論是精心策劃的結果或是無心的意外收穫，政治人物除了欣慰與加緊地去努力開拓之外，實在不必沾沾自喜地搶著居功，或讓它淪為另一種的政治「夜郎症」，掠奪文化的累進為其個別的政治資本。
在「一個城市的共同記憶」裡去建構一個城市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價值，絕對是執政者在文化經營上應該被鼓勵與肯定的策略，但是請政治人物三思，不要把它的一點點成績演變為政治角力上的工具，戕害了文化發展上乍現的微弱生機。我們樂見市府在此次演出個案上的成就，並且也期待文化局循「老地方」與「共同記憶」的發展路線，找出那使人心溫厚的文化價值，讓它成為台北市值得自誇的城市特質。讓我們在憶及「我的鄉愁，我的歌」時，不再耽溺於悲情的漩渦而不可自拔；在我們的集體意識之中，對於我們的城市──我們共同的家的記憶與思念應是溫馨而甜蜜，不是一場轉眼即逝無奈的蝴蝶夢。
願以此期待台北這個「老地方」，在文化上的「新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