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法國，直接就想到「文化藝術」幾個字，能夠擁有這樣強勁的文化形象，要歸功於法國人長久以來對外來文化的寬容與吸納，從而交融成璀璨華麗的法蘭西文化。從視覺藝術到表演藝術，從文化潮流到時尚潮流，文化研究學者辜振豐梳理歷史，解析法蘭西之所以成為文化標竿的箇中緣由。
法蘭西文化能夠大放異彩，要歸功於法國人擅於接納外來文化。首先，十九世紀末，法國受到東洋文化的影響，開創「新藝術」的設計風格，而英國服裝設計師沃斯到巴黎開店，更帶動高級訂製服的潮流。二十世紀初，俄國舞蹈和香水文化也影響了法國的表演藝術和流行時尚。例如知名的香奈兒No5香水就是俄國調香師的傑作。同時，巴黎也吸引許多畫家和藝術家，例如葛珠‧史坦、海明威以及西班牙的畢卡索。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畢奇還開設莎士比亞書店，贊助作家，例如當時的禁書《尤里西斯》就是由這家書店出版。到了戰後，學生運動也帶動思想的變革，孕育了後結構主義和新浪潮電影。同時巴黎更穩居世界的時尚中心。
日本浮世繪啟發「新藝術」運動
回顧過去，歐洲的新藝術運動和日本藝術的關係十分密切。新藝術強調曲綫和非對稱的美學，並凸顯植物與女性的意象，其背後的認識論就是抗拒直綫式的機械化 和傳統的男性中心主義。
「新藝術」一詞能得到認同，來自德國的猶太藝術中介商薩繆爾‧賓格（Samuel Bing）居功不小。一八九五年，他在巴黎的普羅旺斯街二十二號開設「新藝術藝廊」，平時還贊助不少藝術家。新藝術雖然因而得名，但它是國際化的運動，在歐美和日本等國都有新藝術風格的作品。
過去，英國的李伯蒂（Liberty）公司曾大加推廣日本的和服與藝術品，而生産部門還推出和服圖樣的布料，上市後受到英國消費者的歡迎。賓格曾在一八七五年訪問日本，回來後基於對東洋藝術的熱愛，自己更出資出版雜誌《日本藝術》。十九世紀末，英國的畢德斯利（Beardsley）、惠斯勒，以及法國的羅特列克都在創作過程中，受到浮世繪的平面性和曲綫風格的影響。顯然，這必須要歸功於李伯蒂跟賓格的推介。
俄國樂舞帶動法國表演藝術
二十世紀初期，俄國芭蕾舞能夠走紅巴黎，藝術總監狄雅格雷夫居功不小。一九○六年，巴黎舉辦俄羅斯美展，隔年俄羅斯音樂會登場，而一九○八年，歌劇《波立斯‧歌德諾夫》也在巴黎上演。這些節目是由狄氏一手主導。但文化活動每每需要資金，幸好俄國皇室大力贊助，才使狄氏無後顧之憂。
然而，狄氏在巴黎能夠如魚得水，有歸功於音樂界教父亞斯特‧留克。他是猶太人，長大後，創立「巴黎音樂協會」，並敦聘格雷傅爾伯爵夫人擔任會長 。這位名女人活躍於社交界，法國小説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刻畫的蓋爾蒙特侯爵夫人，即是以她的生平為藍本。她也經常出錢贊助俄國芭蕾舞團。
自一九○三年以來，十年間，巴黎的大型演奏會和歌劇能夠登場，背後是亞斯特‧留克策劃，例如理查‧史特勞斯的《莎樂美》在巴黎舉行首演，而大都會歌劇團也開始亮相。亞氏對歌劇十分熱中，像歌劇《波立斯‧歌德諾夫》能夠吸引許多觀衆，要歸功於他的協助。
狄雅格雷夫死後，俄國芭蕾舞也往西方擴散。例如知名的編舞家喬治‧巴蘭欽前往美國，成立紐約芭蕾舞團。一九一七年，俄共上台後，許多芭蕾舞者相繼流亡，進而強化歐美各國的表演水準。
五月學運推動文化革命
法國文化在戰後能夠再創高峰，則要歸功於學生運動。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大學南泰爾（Nantere）校區突然出現一波波罷課行動。首先，許多學生對校方的行政體系大表不滿；接著，他們開始提出重大的訴求：男學生有出入女生宿舍的自由，同時學校當局應立即改善校內措施；最後，他們主張自己擁有獨立人格，並享有學習、討論、研究的自由。面對事態日漸擴大，大批警力立即介入，因此他們更佔領行政大樓，雙方展開對峙。如此一來，法國乃爆發「五月學生運動」。
雖然「五月學運」的震央是巴黎大學南泰爾校區，但抗爭的火焰卻一直延燒到整個市區。自五月三日到十日，巴黎第四大學索邦聚集四百名學生，要求員警退出南泰爾校區。然而，警方卻置之不理，並逮捕多位學生。此後，一批批學生陸續加入學運，並組織研討會，辯論各種文化議題，他們更在街頭載歌載舞。顯然，一種文化革命的面貌於焉出現。
有趣的是，七百萬名工人受到學運的影響，也開始罷工，同時跟各學運團體不斷地串連。整個巴黎市區頓時呈現一片無政府狀態。至於以學生為主體，加上工人、民眾所構成的「都市祭典」，真是十分熱鬧。
綜觀「六八學運」的過程，可以發現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受到大家熱烈的響應。自十九世紀以來，反體制運動和革命運動的中心角色是勞工階級，但在此次學運中，工人退居第二位。同時，左派的勞動政黨更日漸萎縮。尤其是法國共產黨和右派的戴高樂暗通款曲，下令工人只能提出兩項訴求：加薪和縮短工作時數。顯然，法共的言行再也無法取得工人、學生和民眾的信任。
「六八學運」確實使大家有全方位的解放感。但一個社會無法忍受長期的混亂，只要大家要繼續生活，就必須再回歸原來的生產體制和官僚機構。自五月三十日，戴高樂下令解散國會，祭出全國大選，企圖轉移民眾對學運的關注。最後，戴派獲得大勝，法國終於解除「五月危機」，社會又恢復昔日的秩序和生產體制。在「六八學運」中，政治革命沒有成功，但可以發現透過這種文化革命卻重新喚起大家去關注文化議題，如老人、監獄、女性、兒童、環保、毒品。
從尊貴到到平民化的巴黎時尚
學運之後，時尚界也受到波及。自一九五○年代以來，以迪奧（Christian Dior）爲首的高級訂製服，加上帕爾門（Pierre Balmain）、紀梵希（Givenchy）、香奈兒、巴黎世家、皮爾‧卡登（Pierre Cardin）等設計師互相呼應，十幾年來可謂「黃金時代」，但五月學運後，高級訂製服被定於一尊的地位從此便江河日下。許多高級服飾的設計師相繼引退，因此以設計師名字為品牌的成衣乃大擧登場，例如皮爾‧卡登率先改變經營策略，推出成衣。爲此這位設計師還遭到責難，以致被高級訂製服協會開除！
當時，在五月學運中，年輕人對體制的抗爭，同時否定傳統的價值觀，連帶也使日常生活的「穿衣哲學」為之大變。像突破過去禁忌的迷你裙、牛仔褲、嬉皮裝，以及具有民族風味的衣飾乃大受年輕人的喜愛。從此，大家的時尚觀也就日趨民主化。
目前，法國的設計師雖然欲振乏力，但各國設計師仍然將巴黎當作服裝秀的第一站，而全世界媒體也前來報導，法國也仍然是時尚中心。至於表演藝術和哲學思潮也展現源源不絕的活力，因此還是受到世人的矚目。
文字｜辜振豐 作家。東吳大學英文系講師。
多年來鑽研西方消費文化史，著有《布爾喬雅——慾望與消費的古典記憶》《時尚考——流行知識的歷史秘密》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