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一九八四年吧！我還在全省走透透地到處作西餐廳秀場維生。同一年認識了從美國學戲劇回來的賴聲川，大家一見投緣。

在此之前，賴聲川曾經和蘭陵劇坊的金士傑、李國修討論過一個想法，他覺得「相聲」這個文化在台灣好像消失了，或者說「死了」，當時確實在媒體裡已經極少聽得到相聲表演，上一輩精采的相聲演員演電影的演電影，開集郵社的開集郵社，移民的移民，其他為了糊口，相聲演員多半能改行的都改行了，所以各種北方相聲、南方滑稽、說說唱唱等節目，漸漸地已聽不到了。

替相聲寫一個祭文

我在剛出道的那幾年，廿八歲那年吧！參加了一部國片演出，巧遇小時候的相聲偶像演員——魏龍豪先生，魏叔也知道我這個新演員，不見外地與我聊起天來。我問他為什麼這些年在收音機裡都聽不到您們精采的相聲表演了？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當時魏先生百感交集的表情，大略就是說，環境不行了，新段子難產，老段子聽多了，收入過於微薄，社會地位偏低云云，許多好友，例如葛小寶也曾三番五次地希望他們堅持下去，但是，他還是不後悔不再講相聲了。

當時已經在蘭陵劇坊相識、合作過的賴聲川與李國修、金士傑，針對相聲的消失，本來他們是要做一齣相聲劇，透過相聲這件素材，表達一個主題：「文化」這個東西會因為一個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但是不再被需要的時候，「文化」這個東西也會悄悄地就跟我們說再見了。換句話說，他們想用一次相聲劇的演出，來表示對於相聲在台灣的消失，作一次哀悼，替相聲寫一個祭文吧！

這就更好玩兒了。

製作當年，金士傑恰好得到一個基金會的贊助去美國遊學去了，聲川和國修就找上了我，一聊，我說好哇！相聲我從小就愛聽啊！可是愛聽不表示就能講啊！更別提怎麼編寫怎麼創作。於是，三人大量收集了當時海峽兩岸所有出名相聲演員的錄音帶開始聽！聽了又聽，記下筆記、反覆討論。我和聲川又去聽過一次魏龍豪先生的演講，暸解相聲的結構法，最主要的還是三個人聽了很多的錄音帶，而且是認真而有心地在裡面找方法。找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們也不管是否經過三年拜師、五年出師，或者是否練就什麼「說、學、逗、唱、捧」等相聲的基本動作，就憑著賴聲川─一個讓我們倆信得過的舞台創作導演，還有國修編、寫、演過電視短劇，我在短劇和二千場左右的西餐廳秀累積的經驗 ，再加上我們對相聲的熱愛，就不論成敗地、也沒什麼壓力地，開始替相聲寫起「祭文」來了。

沒有包袱地發展出一個個「包袱」

「祭文」讓人聯想「生」與「死」的關係，往往透過某一種儀式，或者一篇有感情的祭文，重新演繹出死與生的關係，這種虛中帶實，實裡又帶著幾分詭異，在手法上又是寓傳統於現代，以相聲的方式，說出來的語言戲劇，在我們三人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態下，該做歷史調查的去做歷史調查，該有感而發就別憋著，每天嘻嘻哈哈地工作到深夜，有的時候愁眉深鎖一夜未眠地去地去設計如何安排一個包袱。

由於沒人逼著我們硬要做什麼，由於票房的壓力不存在，（那年月舞台劇能演出就不錯了，沒人去想票房）由於三個人的創作理念接近，也由於三個人都還年輕，我最老，才卅三歲，都還很有闖勁兒，也都有足夠的熱情，用了半年的時間，刪掉了大約四倍的長度，最後變成了我和國修在台上演出的長度。

國修的思想夠現代，表演語言非常精準，有我完全沒有的一種情緒組合法，他在〈台北之戀〉的段子裡述說了一段只有一個鐘頭的戀愛故事，語氣、節奏特準。在〈電視與我〉裡替我幫腔的表演，更是渾然入裡與說者完全合一，我在幫他的〈台北之戀〉段落中，便顯得暴燥過多。在那兩個段子裡，我對國修無形的表現，百聽不膩，每每讚賞。

當然，如果沒有廿八歲就得到柏克來戲劇博士的賴聲川的旁觀、監督、規劃，我和國修的表演經驗，自創的能力，就不太可能長成如此的形狀，我們三個人的幽默感，也未必就能發酵起來，以至於讓久違的台灣相聲，得以復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