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踏入表演藝術的幕後工作開始,好像跟老先生比較有緣。既非藝文記者、也非以「筆耕」為業的我,竟然能在入行不到二十個年頭裡,有幸「私下」與三位世紀指揮大師「聊聊」:九○年代初期訪台時八十歲的傑利畢達克、曾三度訪華的小澤征爾(七十一歲)及即將二度訪台的羅林.馬捷爾(七十六歲)。
傑利畢達克親切如鄰家爺爺,隨時將你摟在懷裡疼愛一番;小澤幽默隨和,談起海鮮與麵食,片刻讓你食指大動;馬捷爾熱情快語,立即激起你對音樂的熱情、對知識的渴望。然而這三個來自歐、亞、美三個不同地區的音樂大師面對音樂時,卻又都嚴肅得不得了!不,不只音樂,他們的知識廣泛又豐厚,與他們對話,獲益最多的竟不是從音樂出發的觀點,而是從人本出發!
一月二十七日(小年夜)傍晚,獲得與馬捷爾大師對話的機會,顧不得工作了一天的疲憊,在短短六小時內匆匆掃視網路上各方來路的大師近況!電話連線前一小時終於能定下心來想想,到底,我們想知道什麼?馬捷爾跟我們—NSO、台灣的觀眾會產生什麼樣的關連與火花?午夜十二點過後,比預計晚了一小時,與大師連上線了,Hello!一聲明亮的男中音嗓音,讓習慣早睡的我精神大振。
雖是「第一次見面」,總是得寒暄敘舊一番:
馬捷爾(以下簡稱馬)─我當然記得一九九一年訪問台北的亞洲巡迴演出:印象最深刻的是很棒的(國家)音樂廳、很棒的觀眾,還有故宮的藝術品收藏。在那一次的亞洲巡迴,所到之處觀眾的平均年齡都比歐美年輕一半,真是讓我振奮不已;台北的觀眾讓我驚艷到他們的熱情、音樂知識與欣賞的水準。很期待再一次回到台北。
一九八五年曾指揮東京交響樂團 (Tokyo Symphony),但感覺上跟其他西方樂團沒什麼差別,因為,現在許多歐美交響樂團裡也有許多亞裔樂手,「音樂是一種國際性的語言」,只要指揮能訂下明確的想法,並用適當的溝通讓所有人的音樂語法統一,就能將音樂引領出來。「人種」不是問題。
那,我們能期待在「一場音樂會」的合作裡,就將NSO「改頭換面」嗎?國人對這次的合作有高度的期待──如果這麼說不太冒犯的話!還有,為什麼選柴可夫斯基、穆索夫斯基,而不是布拉姆斯、貝多芬、馬勒,其中有什麼特別的因素或考量?
馬─哈!哈!哈!我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指揮唷!(大師收起笑容,嚴肅起來)跟我合作過的樂團非常多,不論哪個地區,樂團的演奏水準都越來越好,因為演奏技巧訓練越來越系統化,也越見效果。其中能否將樂團真正的水準與潛力帶出來,能否將作品的音樂性發揮盡致,就在指揮的領導技巧與風格。我最大的優點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感受到樂團的優點,明確的讓團員充分了解自己的優點所在,並完全發揮出來。我雖然沒有聽過NSO的錄音或DVD,但在我第一次訪台時,曾經接觸過幾位台灣樂手,加上從(協助安排演出的)Buchmann教授那兒的了解,及過去與亞裔樂手合作過的經驗,我深信這些年輕人的基本技巧應該都不錯。
我喜歡跟年輕樂手合作,因為他們對音樂都有足夠的熱情,只要適當地引導他們,讓他們在放鬆的心情下沈入音樂之中,他們就會清楚知道自己處理音樂的能力,而我,只要定下一個基調讓大家遵循,音樂很容易就流露出來了。
至於,選擇兩位俄國作曲家的作品──倒也不是要測試什麼,而是我的指揮老師Vladimir Bakalenikoff是俄國人,而我又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人,對俄國作品特別情有獨鍾吧!
馬捷爾大師不僅 IQ 超高,十五年前的事都記得清楚,連EQ也很棒!從他在一九六○年指揮拜魯特華格納音樂節創下站在拜魯特劇院的「第一位美國指揮」開始,就不斷地在寫記錄,成為「當代音樂傳奇人物」,他的記錄包括:
▲指揮過一百五十個樂團、演出歌劇與音樂會超過五千場。
▲音樂錄音超過三百張,包括貝多芬、布拉姆斯、德布西、馬勒、舒伯特與理查·史特勞斯等人的全部交響曲與管絃樂曲。
▲以小提琴獨奏家身分演出過上百場的音樂會。
▲在每一個重要的音樂節、世界主要的音樂廳演出過。
▲獲得過十項唱片大獎 (Grand Prix du Disque Awards)
▲為聯合國文教組織、世界展望會、紅十字會、國際難民救援會等募款演出超過五十場,獲得近千萬美元的捐款贊助。
假設馬捷爾大師二十歲開始以指揮為專業,那麼演出至今──平均一年將近一百場,不到四天就一場演出!而以音樂神童之姿,馬大師五歲學小提琴、七歲學指揮、八歲上台指揮一所大學管絃樂團、九歲在紐約的萬國博覽會上首次公開演出!令人好奇,為什麼這個七歲小孩選擇的是「一根棍子(指揮),而不是一隻弓(小提琴)」:
馬─這是個很棒的問題!我也不知道!
我父母都是音樂家,我的父親是個指揮,他發現我有絕對音感、記憶力超強、肢體的協調性不錯、小小年紀就會自我紀律,也有一些音樂天賦,所以就試著教我一些指揮的技巧。當然這些因素都是成為指揮的基本要件。然而,「指揮」是一個終生必須投入的專業,除了絕對音感、超強記憶及音樂上的知識外,對音樂的敏感(sensitivity)、強烈的自我要求(discipline)、成熟理性(mind development) 、積極主動(motivation)的全心全面地投入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從小站在樂團前,我就有一份自信,我想那多少是天生的吧!但我也很感謝我的父母與老師正確的引導。如果重新來過,我想我還是會選擇指揮。
既然指揮得具備這麼多條件,又得全心全面地投入音樂的學習,在匹茲堡大學時怎麼念遍了文學、數學、哲學,就是沒念音樂學?
馬─還不止呢,我也念了寫作,及多種語文(法文、義大利文、德文、葡萄牙文、俄文、西班牙文等)…,重點在於我自己掌控我的學習進度與內容。從小在學習小提琴與指揮的過程中,我已經廣泛學習了各種作曲的技法、音樂史,因此沒有必要再進大學裡攻讀音樂。因此我選擇多面向的學習,因為學習必須是宏觀的、全面的──這也是我要跟現今以音樂為專業的學生分享的。「宏觀」是指知識的廣度,「全面性」是深度,你必須要「擁抱知識」,音樂相關的知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看到很多學音樂的人,學鋼琴的不關心器樂、學器樂的不關心聲樂、學理論的不聽演奏、也不關心社會上的各種變遷,更別提其他重要的文化訊息。
我曾經長期沈浸在上世紀的指揮大師薩巴達(Victor de Sabata)、福特萬格勒、(老)克萊巴(Erich Kleiber)、蒙都(Pierre Monteux)、萊納 (Fritz Reiner)的音樂啟發與心靈上的影響,不只是他們完整的音樂素養,更因為他們完整的知識分子形象。因此,「閱讀」,廣泛的閱讀是個很重要的學習過程,所有音樂專業人士都必須要具備的態度。
好嚴肅、也好重要的話題!原來,不只國內的音樂學生在學習上有偏差,這似乎快成了普遍性的問題,難怪馬捷爾曾說:「讓現代歌劇逐漸死亡的是作曲家的問題,因為,他們不關心作品是否能感動聽眾;只在乎自己實驗性的理論是否被執行出來。」同理,我也想說,「難怪古典音樂要被滅亡了,因為,現在的演奏家快要演奏不出感動人的『音樂』,現在的觀眾也快要被過於簡化的音樂洗腦了!」因為人文素養越來越薄、心靈的深度越來越淺了。
那,是這樣的原因讓馬大師開始作曲了嗎?在七十五歲的慶生音樂會裡(二○○五年三月一日),一口氣演出五首自己的作品 (Monaco Fanfares; Music for Cello and Orchestra; The Giving Tree; The Empty Pot—for boy soprano, children’s chorus, orchestra, and narrator; Irish Vapours and Capers)(註1);又在去年五月三日在倫敦皇家歌劇院首演新創作的第一部歌劇《1984》。是嗎?是為挽回觀眾而開始創作嗎?
馬─作曲,很早就開始了。年輕時,創作不多,因為仍以指揮為主;近幾年,創作的興致越來越濃厚,只是演出太多只能抽空寫寫。寫歌劇是個很大的挑戰,也是很棒的經驗。《1984》已經製作成DVD,並於去年在坎城影展裡公開播放,希望上市後大家會喜歡。(雖然看不見,但我可以想見馬大師眼睛的光芒亮了起來!)我認為音樂必須要可以傳唱的,要被「記得住」的;我不是「音樂的基本教義派」卻也非改革派,我相信歌劇最好還是要維持傳統,一個有流動性旋律,讓人可以朗朗上口歌詠的存在傳統。
怪怪!馬捷爾的文學作品涉獵廣泛,戲劇劇本也讀了不少,其中奧尼爾、契訶夫、 皮藍德婁、拉辛、莎士比亞等人的全部劇作他全讀完了,還讀了不少其他與思想、人文有關的小說。然而選擇一部以反烏托邦─獨裁式極權主義社會的「未來小說」震撼世界的《1984》為歌劇的題材,就讓人摸不透、猜不著了!難道大師不知道「歌劇裡不講道理」,只論情愛的嗎?難道大師忘了自己曾說讓現代歌劇走進墳墓的是作曲家的問題嗎?怎麼……?
馬─我也沒想到會在這把年紀時寫歌劇!慕尼黑巴伐利亞州立歌劇院總經理艾維丁教授說服我寫一部歌劇給剛整修完成的劇院演出,才引發歌劇《1984》的誕生。喬治.歐威爾是一個反法西斯、反共產主義的人,他用一種夢魘式的手法描繪行為無時無刻被監控、思想受箝制,沒有自由心證、感情被摧毀、生活單調而貧乏的社會。劇中主角溫斯頓與朱莉亞不由自主「相互吸引」與「思想活動」的正常人性表現,都是我們可以認同、可以自然感受的。雖然很多小說的情節被壓縮或簡化,但歐威爾在《1984》裡想表明的一樣都沒有遺漏;因為歌劇可以談更大的「灰色地帶」的議題,在歌劇中,角色人物可以比真實人生還「誇大些」,因此奧畢恩(O’Brein)(註2) 跟歌劇裡其他的壞蛋一樣,對自己的壞也都有合理化的解釋邏輯。
一般歌劇裡的「英雄」主角多是男高音,而壞蛋男主角多為男中音;我卻想「顛覆傳統」,因此,《1984》就將男中音給了正派的溫斯頓,戲劇男高音給反派奧畢恩。在這齣歌劇裡我要講一個好聽的故事,而不只是一個愛情故事。
聽來你很喜歡創作,會想繼續再寫歌劇嗎?
馬─寫歌劇很耗費時間跟體力,目前演出太多,體力與時間都無法負荷,如果有時間,我的確很想再試試歌劇的創作,或許,等二○一○年紐約愛樂的合約告一段落後,我會找出時間專心作曲呢!
從大師的「指揮日記」裡得知,除了音樂與閱讀的時間外,大師還喜歡打網球、游泳、收集美國畫家的作品及東方藝術品,還有…美食,對吧?!
馬─是啊,希望這次在台北,有人能提供我一些正確的美食資訊!
註
1.《摩納哥的號角》Monaco Fanfares是馬捷爾因曾經住在摩納哥皇宮附近,每天被站崗皇家衛兵換哨的號角吵得有點煩而寫下來的。《為大提琴與管弦樂》 Music for Cello and Orchestra則是受大提琴家羅斯托波維奇之邀而做,為帶有美國早期紐奧良爵士樂風格的音樂語法;並由羅斯托波維奇首演。《施予樹》The Giving Tree與《空瓶子》The Empty Pot兩曲是以紐約詩人席維斯坦(Shel Silverstien)的作品為創作題材,為男童女高音(boy soprano)、兒童合唱團、管絃樂團及說書人演出,於一九九八年由張漢娜首演。《愛爾蘭的憂鬱與調皮》Irish Vapours and Capers由管絃樂與兩位說書人共同演出,由馬捷爾夫人Dietlinde Turban與電影明星傑若米.艾倫斯(Jeremy Irons)與匹茲堡交響樂團於一九九四年首演,原為詹姆斯.高威爵士(Sir James Galway)所作。
2.《1984》是喬治.奧威爾於一九四八年寫的未來小說,創造了一個將黨國的勢力發揮到淋漓盡致的體制,以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與監控系統控制人民的思想與行動。主角溫斯頓在「真理部」工作掌管新聞、教育與藝術,卻是為政府修改事實編造謊言的「謊言部」;朱莉亞帶領少年反性愛聯盟,卻在溫斯頓的辦公室傳送文件時與他「一見鍾情」;奧畢恩是來自「大內部」的長官,假意提供兩人能避開攝影機監控的房間約會,卻成為兩人被捕的陷阱。兩人被送到「真愛部」洗腦改造──自由戀愛是犯罪的行為,在酷刑之後,溫斯頓被釋放了,但已成一具行屍走肉的軀殼罷了。
文字|邱瑗
資深表演藝術製作人、音樂劇與歌劇導演,美國伊利諾大學戲劇碩士,具有跨音樂、戲劇的獨特完整學經歷背景。曾於中廣、復興與台北愛樂電台主持古典音樂、歌劇及百老匯音樂劇節目。目前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企劃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