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傑宏．貝爾挑釁，挑戰的是觀眾對舞蹈的既定想像與定義，從思想出發的他，每一個作品都是一個激進的提問，但處理的態度又透露出法國人擅長的幽默感，讓人驚詫之餘，又不得嘴角漾起微笑，去思考傑宏．貝爾丟出的問題……。
《兩人十件》Nom donné par láuteur
一九九四年發表的《兩人十件》Nom donné par láuteur，是傑宏．貝爾蟄伏了兩年，鑽研法國思想家如米歇爾．傅柯、羅蘭．巴特等人的哲學後，既編又舞的處女作。 其法文原名，意指「由作者給予的名字」，試想，每齣劇的名字不都是作者起的嗎？貝爾多此一舉的廢話，難道不是在諷刺身為作者獨擁創作的霸權嗎？似乎也藉此引導出此劇的中心意旨：意義是被主觀給予的，就像舞台上四個代表東、西、南、北的法文字，被隨意地放置與變動，彷彿方位可以被任其定義似的。
整個作品沒有語言、舞蹈，也沒有配樂，只見兩位表演者一身便裝——Ｔ恤、牛仔褲、運動鞋，對坐在舞台中央，腳邊放有十個物件——吸塵器、吹風機、溜冰鞋、球、字典、紙鈔、鹽罐、凳子、地毯，透過不同的組合與使用，這些物件在日常生活上的既有功能被抽離，意義被轉換。於是，鹽巴繪成了凳子的影子，吹風機翻著書頁，吸塵器努力吸取字典的知識，地毯成了書籤，表演者被當球踢……，諸如此類，時而荒謬可笑，時而產生饒富趣味的新意，又時而創造超現實的意象。儘管沒有故事、沒有情感，卻有無限的空間留給觀眾去思考、想像，也有無限的幽默，引人會心一笑。
《傑宏．貝爾》Jérôme Bel
傑宏．貝爾將一九九五年的創作起了自己的名字，可是，事實上他根本沒有出場，刻意地名不符實，刻意地強調作者的著作權，轉而反諷作者，沿襲了處女作對「創作者」的質疑。貝爾自承得羅蘭．巴特《文學的零點》的啟發，企圖探尋舞蹈、身體的零點。於是，他讓四位表演者全裸，所有的戲劇要素如舞台、燈光、音樂，也都被簡化到極限，舞台上只有一面黑牆為背景，全場唯一的燈光則來自一只赤裸的電燈泡，由一個年老色衰的女演員持著，音樂則由另一位女演員清唱〈春之祭〉，他們分別代表了愛迪生（Thomas Edison）以及作曲家斯特拉溫斯基（Igor Stravinsky）。另外兩位舞者，一男一女，則在牆上寫下他們的名字、年齡、身高、體重、電話號碼、甚至銀行存款，至於是真是假，無從得知。
這對男女，不帶絲毫情感地，陸續用口紅在自己或對方身上寫字、繪圖，一幕又一幕，逸趣橫生：女舞者先自己畫上緊身胸衣，後請男舞者為她「拉上」背後的「拉鍊」；畫在她肩背上的心臟，竟神奇地跳動；最令人傻眼的一幕，自然是兩人面不改色地當眾撒尿，還捧起一地尿水，拭去牆上的文字，體液成了身分清除劑。在此，身體被轉換成了投影面、畫布，而選擇口紅，也隱約傳達身體與情色都是人工塑造的產物。連身體的自然反應，如發紅的皮膚，在口紅的印記下，都變成了「偽妝」的結果；搔癢的「笑」果，也被腳底的「HA！」文字掠奪而去。於是，我們看到的「身體」，完全服膺在文字與圖示之下，全然地被操控著，不再擁有主體性。
《傑宏．貝爾》非關色情，非關挑釁禁忌，那麼到底關於什麼呢？尼采曾經指出，「我們的肉體不過是一個社會結構」。我們對身體的所有認知，都是建立在符號、語言與社會規範上，所以我們對裸體無法處之泰然，所以我們會視裸體為傷風敗俗、或是藝術美。既然沒有所謂真實的、自然的肉體，是否也沒有真實的自我與身分認同呢？人難道不也是一直被社會規範、語言操控著嗎？而這些正是貝爾留給觀眾思考的問題吧！
《泰國製造》Pichet Klunchun and myself
傑宏．貝爾在新加坡友人唐富權的「撮和」下，與皮歇去年在曼谷結識，並合作《泰國製造》Pichet Klunchun and myself，才出籠不久，便成功地襲捲了歐亞藝術節與各大城市。說是演出，不如說是兩位藝術家的平實對話，兩人都是一身便服，席地對坐，由貝爾起頭詢問皮歇的身分、職業、學習箜舞（泰國面具舞）的背景等等，接著皮歇提類似的問題。皮歇與貝爾，一個嚴謹認真，一個幽默逗趣；一個信仰虔誠，一個科學質疑，兩人形成強烈對比，賦予此劇無限的戲劇張力。
從個體、舞蹈出發，延伸到宗教信仰、死亡、藝術認知，他們清楚展現了之間的文化差異：對箜舞以充滿詩意、柔美的肢體表現暴力，貝爾不置可否地點頭，「嗯！的確很暴力！？」對箜舞服侍國王，無關社會，貝爾答道，「法國人不喜歡國王，便把他宰了」，更遑論去娛樂國王了。而貝爾未婚有子，令皮歇無言以對；對貝爾意欲裸體坦誠相見，皮歇更急忙制止。然而同時，他們卻也不斷地顯現之間的雷同，於是，貝爾在古典芭蕾找到了與箜舞對應的歷史，皮歇認為不信神的貝爾所追求的舞台「當下」是很佛教……。詫異之餘，仔細深思，不管文化的外在體現多麼的不同，其根源與本質其實如出一徹。
儘管，貝爾探究箜舞的過程，顯現了歐洲中心主義，而皮歇也有他無法踰越的障礙。然而，他們把既有的、無可避免的有色眼光與局限暴露給觀眾看，如此的忠實，令我深深感動。此外，兩人客觀地示範各自的舞蹈創作、解釋對舞蹈的認知與理念，這當中，不企圖操控對方，也沒有像傳教士般地、強加個人思想給對方或觀眾，更無意取悅彼此或娛樂觀眾（儘管大家都看得很開心，顯然還是被娛樂到了），是這樣的「安全距離」使這個作品，免於落入文化剝削或異國情調的泥淖裡，也留予觀眾許多空間，去反思自己的有色眼光，去選擇自己在這兩個文化座標之間的位置。而這才是文化交流的真正起點！
文字｜林冠吾 柏林自由大學戲劇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