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創立於一九七八年，今年即將邁入第三十個年頭的新象，除了是國內藝文經紀公司的龍頭，也始終扮演開路先鋒的角色，在表演藝術發展史上留下數不盡的「第一」：首度引進默劇、日本舞踏、非洲舞蹈、印度古樂、偶劇、大型馬戲團、百老匯歌舞劇、法國音樂劇等不同形式的表演；突破政治阻力與法令限制，邀請共產國家藝術團體來台，並開兩岸文化交流之先；自製國內首齣音樂劇《棋王》，並率先將雲門、漢唐、表演工作坊、當代傳奇等團隊推上國際舞台；開辦國內第一座小劇場、第一份專業性藝文刊物、第一次露天音樂會、第一個大型國際藝術節等……。

全方位的藝術推廣平台

這一張至今無人能及的輝煌成績單，幾乎見證了台灣近三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新象如何在社會脈動、政府法令、群眾觀念、生活型態等環境條件的快速轉變下，為藝術文化生態拓疆闢土，更說明新象和其他買賣節目的藝術經紀公司的不同。它是一個從製作、策劃到推展，全方位的藝術推廣平台，代表著台灣社會一股鮮活的文化力量，蘊含著豐厚多元的社會價值及人文思考，象徵一個時代的鮮明印記。雖然，成就「第一」背後要付出的代價是新象多次的經營危機，賣房子、賣地、四處募款才得以彌補的數億元虧損，以及三十年的操勞。

常有人以藝術家性格來形容新象創辦人許博允，充滿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做事總帶著狂熱、傻勁和衝勁，憑藉獨到的眼光和對潮流的敏感，完成許多的「第一」，但也因他蠻橫莽撞的行事作風，缺乏理性風險評估的經營方法，不計成敗、不問虧損地執著投入，讓人爭議。問他如何評估市場，他說這就像問音樂家這音樂是如何演奏出來的一樣，常是不可說也說不清楚；人家拿沒金錢觀念這話折損他，他搬出「高中時數學和英文成績一樣好」反駁。市場，如果是門藝術，許博允靠的是專業直覺，但卻不免失誤，一如一九九七年「二王一后」慘賠上億，也拿了個第一。

壯志豪情依舊在

近年藝文市場蓬勃發展，過去許多「第一」的光環逐漸褪色，優勢不再，邁入而立之年的新象走得不如以往風光，前年更因為一場大手術，讓許博允計劃將新象交棒給兒子許維城，而由許維城所一手引進的法國音樂劇，也確實在台發燒了好一陣子，為新象賺了不少錢，只是父子倆理念不同，接班一事也就未再被提起，問及此事，許博允淡淡地說：「他應該過比我更愉快的生活。」聊到今年一系列的演出，他說好多大節目都談定了，只是礙於沒場地可演，也許找到贊助，就在戶外搭台，他興致來了，點子奇想一個個蹦出來，說得比手劃腳，口沫橫飛，讓人想到他的妻子樊曼儂曾說：「他沒當外交官，是中華民國的損失！」來形容他做人的手段靈活、花樣多端。只是聽者不禁感慨，壯志豪情仍在，時不我予也。

Q：新象當初創辦時，是如何定位的？

A：新象在一九七八年成立時，以「活動推展中心」為名，原始構想就是把所有因人文及自然而產生的活動皆包涵在內，其中更以藝術及運動為主軸。藝術活動的策劃、製作及推展是新象的主要方向，我們介紹許多節目來台灣，也介紹藝術家到國際。我特別要強調的是，新象不是「經紀公司」，而是「推廣」機構。從創作到觀眾之間有非常多工作，不是只有節目的「買」或「賣」；藝術經紀當然是環節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我們介紹節目、製作節目，也把台灣藝術家介紹到國外。換句話說，新象是一個橋樑，連結國內外的藝術家和觀眾。新象也不斷在突破，引進一些創新的演出，不像其它經紀公司，有的只是將藝術活動當商業行為，有的則淪為國外公司在台灣的影子公司，執行一些藝術買辦、代工的業務。

Q：新象引進或製作的節目，是怎麼挑選的？

A：台灣是個小島，但台灣人民的視野不能小，因此，新象多年來引進各類藝術活動，使人民眼光可以和世界藝術同步脈動。其中，我以古今未來的時間軸為經、中外南北的文化地域分野為緯，區分為亞洲、波里尼西亞、南美洲、加勒比海、北美、西歐、東歐、蘇聯、中亞裡海、非洲、本土等不同文化，在國際上我們已經和一百個以上的國家交流，從種族區分更超過兩百種族以上，很多是相當具有指標性和開創性的。例如一九八六年，非洲塞內加爾國家舞蹈團來台時，我們突破社會和法令禁忌，順利讓他們上空演出；一九八九年，我們邀請了捷克布拉格交響樂團來台，這是第一個成功來台演出的共產國家藝術團體，讓「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蘇聯瓦解前，我們舉辦了最後一次的「蘇聯藝術節」；一九八三年，羅斯托波維奇指揮美國國家交響樂團，在台北演出時現場同步衛星實況轉播，傳送回美國四百多個電視網播出。另外，我們辦過三十六個藝術節，也成功讓雲門舞集、蘭陵劇坊、漢唐樂府、表演工作坊、當代傳奇以及一些藝術家站上國際舞台，都是Free charge的。

Q：引進這些開創性的節目，你怎麼考慮市場的接受度？

A：我記得第一次邀請馬歇馬叟來台灣的時候，有人跟我說：「那種不講話的啞巴戲，會有人想看嗎？」結果演出場場爆滿；我把印度甘美朗音樂帶到台灣，所有前輩、學西洋音樂都說：「連巴赫、貝多芬都沒人聽了，印度音樂會有人聽嗎？」結果還是爆滿。所以我常說：「台灣人不是你所想像的。」台灣人潛在有很多可能性，有時候你認為最高雅最難以親近的，他們反而接受，你認為最爛最俗氣的，他們也可能會喜歡。你問我如何評估市場，就像你問羅斯托波維奇、問海飛茲他們的音樂是怎麼拉出來的一樣，市場就是種藝術，不可說也很難說清楚。

Q：新象三十年來，面臨幾次財務危機，是怎麼走過來的？

A：第一屆國際藝術節賠了六百萬，但我們辦了一百六十九場，平均一場賠三萬五千塊，這樣算下來並不多。「二王一后」是賠最慘的一次，光一個演出就賠了上億，那時候我賣了本來要用來當新象辦公室的房子，四處去向朋友磕頭、募款；不過「二王一后」的場面，即使不能說「空前絕後」，但至少以後不容易被打破，那個現場非常感人。新象都是從小的事件去累積去大的能量，累積社會認同，三十年來，不可能單一演出就讓我們垮掉，很多無形的價值可以彌補有形的損失，那個能量是會發揮出來，而且永遠存在人心的。當然，「鐵打的身體也需要睡覺」，沒有永遠不睡覺的人，而且休息是最好的療傷，賠錢本來就是會受傷，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Q：有人說藝術家不適合當經營者，你同意嗎？

A：經營是需要創作力的，沒有創作力的能只會墨守成規，現在能站在高位的人，像郭台銘、王永慶、比爾．蓋茲，都是很有創造力的人。

Q：三十年來，怎麼看台灣藝文環境的轉變？

A：我覺得有進步有退步，進步的是資訊流通速度變快了，但是深度上卻變膚淺了，這點以媒體最明顯。而且，掌政者沒進步，一直沒把文化生活當做人民的主流生活，把政治Power和金錢擺前面，這和算命的人說法一樣：「你會富貴喔！賺大錢喔！」但是人類和動物最大的不同，不就是人類有文化生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