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們不過是芸芸眾生,偏偏愈是碰到正經的大事,就愈忘了自己有多麼渺小可笑,忘了生活就是一座巨大的通俗劇場,每個人都是配角。為了藝術家、哲學家和總統都容易忘記的這些事,雷札邀請我們走進大街上的劇院,在大笑中瞥見自己矛盾滑稽的一面,並在笑浪退去的片刻靜默,聽見自己內在的迴音。
綠光劇團世界劇場《文明的野蠻人》
11/26~27 19:30
11/27 14:30
台北市社教館城市舞台
INFO 02-23956838
法國不只有一個劇場界,而是兩個,一個屬於遍布全國的公立劇院,一個屬於群聚巴黎的私營劇院。公立劇院的經費多由國家補助,比較沒有票房壓力,可以放膽策劃具有高度實驗性質的節目,無論是國際上叫好但未必叫座的創作者,還是新銳的年輕團體或個人,都能在此找到知己的觀眾。私人劇院則全然不同,它們自負盈虧,一律上演商業通俗的戲碼,和城市的生活娛樂結合得很深,地鐵站到處是私人劇院的海報,連鎖書店賣的大部分是它們的DVD。不過,私營劇院的演出雖然迎合主流,卻飽受劇評和學者的冷落,市面上的專書寥寥無幾,學院裡也很難找到相關的論文。大家心照不宣,在私營劇場圈打滾的人不(配)被稱為「藝術家」,直到劇作家雅絲米娜.雷札(Yasmina Reza)的出現。
詞語只不過是包住沉默的括弧
雷札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生於巴黎,父親是兼具俄羅斯和伊朗血統的工程師,精通鋼琴演奏,母親是匈牙利的大提琴家,因躲避蘇維埃的極權統治而流亡法國。雷札曾在巴黎戲劇學院的入學考試落榜,大學念的是社會學,畢業後先演了幾年戲,才又進入賈克.樂寇(Jacques Lecoq)的戲劇學校補修劇場學分,同時寫出她的第一部劇作《葬禮後的對話》Conversations après un enterrement,並旋即獲得法國劇場界的最高榮譽、莫里哀最佳編劇獎的肯定。這齣戲的場景設在一位父親的葬禮上,親戚子女齊聚一堂,他們妙語如珠、逗得觀眾大笑,令人幾乎忘了他們是來參加喪禮。笑語停歇的空拍,人們不免納悶,死亡居然可以就這樣輕易地被遺忘嗎?雷札曾談到,她是以賦格曲的結構譜寫劇中六位角色的對白,她在意的不只是語言,還有話語之間的沉默。這種對沉默的敏感,她認為是遺傳自雙親對音樂的喜好,因為「沉默是音樂的基礎」。「精準的沉默可以讓我們聽見更多的聲音」,她說,「而詞語只不過是包住沉默的括弧。」
一九九四年,雷札的劇作ART將她推向了事業的高峰,這齣戲不但橫掃了英、美、法等不同國家的戲劇獎項,在香榭麗舍大道上的私人劇院演出也大獲好評,使得她的其他劇本陸續成為巴黎布爾喬亞劇場(théâtre de boulevard)的定目劇,媒體更將她譽為「千禧年之交最具國際知名度的法國劇作家」。ART講的是三個哥兒們因為一件藝術品而鬧翻的故事:一個男人以高價買了一幅近乎全白的畫,他最好的朋友嘲笑他是花大錢買垃圾的白癡,他們共同的朋友跳出來打圓場,卻陷入非得在這幅畫是藝術還是垃圾之間選邊站的窘境。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寫過一篇劇評,認為這齣戲提出的是「貫穿整部藝術史的質疑」,「例如:藝術有什麼用?藝術可否改變我們的生活?藝術為我們帶來的是愉悅、迷惑還是無聊?」而當哥兒們彼此為了藝術究竟是菁英的專利(你們根本不懂什麼是藝術!)還是個人的品味問題(有什麼不是藝術?)僵持不下之際,「正反映了當代藝術內部的矛盾」。
在大笑中瞥見自己矛盾滑稽的一面
的確,雷札自己就說過:「沒有矛盾就沒有劇場」因為劇場關心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人總是矛盾的,即使一心想解決矛盾的哲學家也一樣。雷札二○○五年的作品《在叔本華的雪橇上》Dans la luge d’Arthur Schopenhauer便設定了一個伍迪.艾倫式的荒謬情境,讓一位鑽研享樂主義哲學的退休教授,對觀眾坦白他其實患了一輩子的憂鬱症。作者強調,她無意嘲諷哲學一無是處;相反,她試圖運用通俗喜劇的黑色幽默,讓哲學恢復它最初的功能,也就是「生活的藝術」,一種用笑代替眉頭深鎖、面對人生課題的能力,一種通俗劇的能力。重點是,這種能力不只讓我們擺脫假道學的硬殼,還能幫我們識破權力的騙術。於是,在二○○六年法國總統大選期間,雷札貼身觀察後來選上總統的薩科奇整整一年,寫成了《黎明、傍晚或長夜》L’aube le soir ou la nuit一書,把競選團隊包裝得像救世主一般的候選人,說得像是一個猴急的小男孩,為了跟他的玩伴炫耀,他等不及要得到整個國家。本來,我們不過是芸芸眾生,偏偏愈是碰到正經的大事,就愈忘了自己有多麼渺小可笑,忘了生活就是一座巨大的通俗劇場,每個人都是配角。為了藝術家、哲學家和總統都容易忘記的這些事,雷札邀請我們走進大街上的劇院,在大笑中瞥見自己矛盾滑稽的一面,並在笑浪退去的片刻靜默,聽見自己內在的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