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一九六一年出生的安德烈斯．利馬（Andrés Lima），集電影、電視、劇場的導演與演員等多重身分於一身，是該團的主要導演之一。在創作手法上，利馬強調製作人、導演、編劇、演員、設計群共同參與的集體創作。比起先有劇本、再由導演和演員排練、設計最後加工完成的帶狀生產模式，集體創作既耗時又費力，但是利馬相信，唯有如此，一種多元的總體劇場才能在觀眾眼前誕生，讓觀眾願意成為這個總體的一分子。利馬也勇於嘗試劇場和影像、裝置等跨領域的藝術創作，並將多部小說改編成劇場作品，拓寬劇場敘事的可能性。

《拳擊手之死》Urtain首演於二○○八年，取材自西班牙重量級拳王Urtain的真實故事，編劇璜．卡夫史坦尼（Juan Cavestany）從史料蒐集開始，費時八年才完成這個劇本。鄉下出生的Urtain曾是奮發向上的典範，後佛朗哥時代的人民英雄，卻在一九九二年巴塞隆納奧運會的開幕前夕、西班牙舉國歡騰的最高潮，從高處跳樓自盡。Urtain死前未留下隻字片語，死因成謎，全戲便從這生命的最後一刻開始，以倒敘法逐步穿越迷霧，回顧Urtain和西班牙國族歷史緊密交織的一生。特別的是，利馬以拳擊場為舞台，每一個生命片段就是拳擊比賽的一個回合，從衝向死亡的第十二回合逆推，每一回合都充滿了赤裸裸的暴力，血淋淋的創傷。首演同年，「動物實驗室劇團」以這齣戲在西班牙美克斯戲劇獎（Premio MAX）大放異彩，囊括了最佳戲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舞台設計、最佳燈光設計、最佳音效設計與最佳劇團等九項大獎。

就在《拳擊手之死》將來台展現西班牙劇場的生猛活力之前，我們透過e-mail專訪到安德烈斯．利馬，請他談一談他們的劇團與這齣戲。

Q：「動物實驗室劇團」是一個獨立劇團（independent theater companies），並曾在二○一○年獲得西班牙美克斯戲劇獎的年度最佳私立劇團。請問，在西班牙的劇場體制裡，「獨立」是否意謂著拒絕國家補助？拒絕的理由是什麼？

A：不應該將「獨立」與「私立」混為一談。我認為，戲劇和文化一樣，應該要視為公共利益，也就是說，必須受到國家保護。在西班牙，獨立劇團縱然不是隸屬公家機關，好比國家劇團或市立劇團，但也同樣享有國家補助的權利。只不過以本團為例，政府補助低於劇團年度支出的百分之十。政府金援是有必要的，就像醫療和教育一樣，畢竟我們的文化造就我們的民族性。我們之所以認為劇團是獨立的，是因為我們的製作與思維結構完全獨立且自行營運。在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獨立運作這樣的概念常常是虛有其表，因為政府買下劇團，再把營運私有化。我們活在一個令人擔憂的年代。無論如何，在創作上，我們只依賴觀眾。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我們的劇團是一個擁有智能的小個體，膽敢挺身對抗表演藝術界的大恐龍。

Q：西班牙是一個戲劇傳統很深厚的國家，請問「動物實驗室劇團」在這個傳統中的自我定位是什麼？是傳統的延續，還是斷裂？

A：身為自由獨立的劇團，我們試著正視自己所存活的世界。「動物實驗室」劇團中，詩意與政治兼容並蓄，「動物實驗室」把人類視為研究的標的動物。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劇團已存在現實中，光是這點就不可能與傳統脫鉤，特別是，劇團本身就是傳統，又何必切割？

Q：從廿世紀六○年代開始，「動物性」就是一種不斷被表演藝術（performance art）探索的能量。請問「動物實驗室劇團」對於「動物性」的詮釋觀點是什麼？

A：一切都來自猴子。我對儀態劇特別感興趣，這樣的戲述說過去、教育未來。我有興趣探討人類做什麼事，以及怎麼做。不同動物的對比研究，可以發現戲劇元素，諸如猴子（2004年動物實驗室演出馬尤嘉編劇《雪花的遺言》（註1））、老鼠（2005年動物實驗室演出馬尤嘉編劇《哈梅林》（註2））。《拳擊手之死》裡利用的動物是禿鷹和鬣狗。

Q：在創作方法上，你們強調編、導、演、製作人集體創作，賦予每位參與者平等的創作權。然而，從觀眾的角度來說，你們希望以集體創作方法帶給觀眾什麼不一樣的體驗？

A：這可能要問問觀眾。我想，集體創作影響劇團內部的運作還比較多一點。不過集體創作的過程，以特殊的方式幫助團員深切體驗那無形而不可觸摸的戲劇精神。這跟時間和友誼有某種聯繫，但我相信關鍵字就是默契和信任。沒有團隊的存在，就很難團結致力演出，觀眾一眼就看穿。

Q：所有體育競賽都有很強的表演性格，運動場就是劇場，而且是觀眾高度參與的劇場。《拳擊手之死》講述一個拳擊手的故事，直接以拳擊台為舞台，請問，對你們來說，拳擊場的劇場感是什麼？拳擊手的表演又是什麼？

A：拳擊是完美的比喻，可以說明人類之間的暴力關係，卻也同時反映出人類對抗逆境的奮鬥。戲劇幫拳擊裹上一層詩意。不過，一整個拳擊場觀看大結局的咆哮場面是非常難以超越的，這也是我想要捕捉的感覺：拳擊的震撼、喜劇的笑聲、及悲劇的寒顫。我認為，《拳擊手之死》就是一齣現代悲劇。

Q：是什麼讓你們想要去講一個拳擊手的故事，而且還是用倒敘的手法？可否為台灣觀眾介紹一下Urtain這個人？

A：我們不想把戲劇張力建構在將來發生的事上，而是一個人如何走到自殺的地步、是什麼讓他放棄（西班牙文片語“tirar la toalla”「放棄」，即源自拳擊用語，把毛巾扔在拳擊場上表示棄權）。到最後我們知道他並沒有放棄，只是生命戰勝了他。一開始我們帶著恐懼誕生，恐懼也一直伴隨著我們。我不知道為什麼。

Urtain生前是個好男人，只是出現在西班牙需要重建形象的時刻（因佛朗哥獨裁統治而惡化），因而遭到利用成為國家標誌。他象徵力量與西班牙民族（相當法西斯的兩種象徵，可是透過拳擊，西班牙人被宣傳成異國風情的奇特民族），打了幾場勝戰，又在贏得歐洲重量級冠軍之後擔任七○年代官方世界大使。自此便一敗塗地。一路攀升彷彿伊卡洛斯飛上天，Urtain開始個人的奮鬥對抗寂寞、酗酒、與真相。一九九二年巴塞隆納奧運開幕之際，他便自殺了。

Q：Urtain在戲的開始就自殺身亡，接著出現的是記者爭相報導的場景，有種「媒體殺人」的意味。對您來說，劇場能夠對媒體的暴力提出什麼樣的批判？

A：這齣戲裡，記者並不是殺人兇手，卻是Urtain竄起與殞落的共犯。也不全是共犯，其中一位記者是他的朋友。但可以確定的是，我們的演出徹底批評那些服侍權力的媒體，具體說，就是戲裡的鬣狗，這個意象也是我們演繹的源頭。

Q：和台灣一樣，戰後的西班牙也曾經歷過軍事強人的極權統治。對您而言，劇場如何反省這段法西斯的集體記憶？

A：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依然在我們的血管裡流著。這就是《拳擊手之死》探討的主題：以恐懼作為教育手段時，這樣的恐懼會繼續存在非常多年。西班牙早已經歷非常大的變化，可是生於六○、七○年代的我們，頭殼裡仍舊住著一個小小法西斯，不斷折磨我們。想像一下前幾代活在獨裁中的人。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自己的過去，不可以死於失憶症。

Q：跟台灣觀眾十分熟悉的西班牙電影導演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一樣，《拳擊手之死》也穿插了許多西班牙的通俗流行歌曲。請問通俗歌曲在這齣戲裡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可否請您舉個例子，為台灣觀眾說明歌曲和場景之間的呼應關係？

A：我把音樂和記憶深層情感直接聯繫在一起。聽見一首歌，曲子便快速傳遞給人身體上的感受。史實改編的戲劇裡，音樂有用極了，音樂不只是聲音文獻，還可以影響觀眾的心理，以便感受戲劇的情緒。在西班牙，像〈如我愛你一般Como yo te amo〉（註3）這樣的歌傾向憂鬱及轟轟烈烈的情感，然而，〈La internacional〉（註4）或〈El Cara al sol〉（註5），這兩首政治意涵的歌曲卻產生立即的緊張情緒。我覺得這現象很滑稽，幽默感可以產生距離，強迫人採取批判立場。結果很有趣，觀眾會同時感受並思考。

Q：除了劇場之外，您也拍過電影和電視。在您看來，劇場的魅力和獨特性何在？

A：劇場是我的生命，電視和電影可以用來滋養我述說戲劇的方式。對劇場的迷戀是很難解釋的，一如對無法預知的事的迷戀。但是任何一個看了一齣好戲的人，都會告訴你，戲多麼難以忘懷……或許就是一場精采的拳擊賽。

註：

1. 巴塞隆納動物園的白子黑猩猩（1964-2003），名叫Snowflake或Copito de Nieve。

2. 德國民間故事，魔笛手靠笛音為哈梅林去除鼠患。

3. 1980年代歌手Raphael唱紅的歌曲。

4. 國際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歌曲。

5. 1930年代西班牙法西斯主義長槍黨（Falange Española）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