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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歌劇院會邀請羅伯.勒帕吉導演的新版《尼貝龍指環》。(Ken Howard 攝 Metropolitan Opera 提供)
特別企畫 Feature 翻轉歌劇「藝」視野—當代導演vs.古典歌劇/概論

老古董大改裝 與當下時空對話

當代歌劇的導演革命

費森斯坦以降,許多導演企圖從現代角度檢驗歌劇演出,尋找一種與音樂之美與力相互匹配的表演形式;也有許多導演努力將傳統劇目和現實生活連結。在他們手中,古典世界不再只是懸空的心靈居所,而能夠幫助我們從中找到與時代的對位關係。歌劇在廿世紀吸引了更普及的觀眾,遠勝其前兩個世紀的創作全盛時期,這正是現代歌劇演出不斷求變求全的成果。

費森斯坦以降,許多導演企圖從現代角度檢驗歌劇演出,尋找一種與音樂之美與力相互匹配的表演形式;也有許多導演努力將傳統劇目和現實生活連結。在他們手中,古典世界不再只是懸空的心靈居所,而能夠幫助我們從中找到與時代的對位關係。歌劇在廿世紀吸引了更普及的觀眾,遠勝其前兩個世紀的創作全盛時期,這正是現代歌劇演出不斷求變求全的成果。

歌劇的面貌就如同所有傳統藝術一般,在當代都面臨革新的挑戰,否則就將成為博物館的古董,只能供人憑弔。隨著當代歌劇音樂的創作與大眾口味逐漸分道揚鑣,並被流行歌舞劇瓜分了消費人口,如何讓古典歌劇(泛指十七到十九世紀的歌劇作品)繼續留在現代舞台上,吸引新一代的觀眾,就成了所有歌劇院的重大課題。解決之道,最方便的是靠美聲明星——如帕華洛帝、潔西.諾曼之於大都會歌劇院;請不起大明星的,則不得不倚賴製作的新觀點、新視野。後者與歐陸「導演劇場」(Regietheater)的興起,有莫大關聯。

各方藝術家投入  帶動歌劇活水

一如當代劇場,歌劇追求的也是聲音加視覺的整體表現。於是,歌劇導演從作曲家或指揮兼任(如華格納與卡拉揚),逐漸發展成為一項獨立的專業。除了不勝枚舉的劇場導演兼導歌劇,更有諸多電影導演(從溫納.荷索、伍迪.艾倫到張藝謀、陳凱歌)、編舞家(從碧娜.鮑許到莎夏.瓦茲),紛紛投入歌劇製作,給這門藝術注入源頭活水。甚至有些作品走得比導演更遠——薛侯(Patrice Chéreau)一九七六年導演的拜魯特版全本《尼貝龍指環》,讓他從法國的劇場新銳成為舉世聞名的戲劇與歌劇導演;羅伯.威爾森的歌劇製作經由各地歌劇院一再重演,也讓他的獨特視覺美學成為普世藝術愛好者的共同記憶。

歌劇的誕生,原基於十七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對於古希臘融合音樂、舞蹈、儀式、文學的劇場形式的一種想像。換言之,一開始就是以一種豐富活潑的總體劇場概念,在貴族間開始嘗試,卻受到民間盛大歡迎。迥異於某些保守音樂界人士宣稱的,歌劇的重點首在音樂,事實上所有作曲家念茲在茲的,莫非以音樂服務戲劇。從蒙台威爾第、葛路克、莫札特到威爾第、華格納、貝爾格,每一代作曲家都藉著戲劇上的追求,拓展了音樂的表現幅度,而創造了新的歌劇語言。

當代導演的藝術理念,不僅意在詮釋劇本的角色與情節,更從社會脈絡、形式特徵、甚至挖掘作品的潛意識意涵;歌劇則不只有劇本,還有總譜構築的一個與劇本對位的聲音世界,可供導演參照的座標更為完整,當然,挑戰也更為激烈。

費森斯坦  廿世紀歌劇改革的重要舵手

歌劇導演的任務為何?不妨從「導演劇場」的開創者瓦特.費森斯坦(Walter Felsenstein,1901-1975)一窺端倪。他原是出身維也納的演員,遊走在奧地利、德國、瑞士各地的劇院間,於一九三二年在科隆成為歌劇導演。他一九四七年在東柏林創立的喜歌劇院(Komische Oper)成為歌劇「導演劇場」的重鎮,而費森斯坦也成為廿世紀歌劇改革的重要舵手。一九六九年,當費森斯坦應邀到莫斯科執導俄語版《卡門》時,還被譽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傳人。

費森斯坦十分重視歌手必須為每一句唱詞和音樂起伏找到內在動機。但他不拘泥於表象寫實,反而藉風格化的音樂和歌唱表達真實情感。「一個人開口唱歌便脫離了日常生活,但並未脫離真實人生。」換言之,他拒絕的是生活細節,但並不拒絕生活。他利用歌劇創造一種新型態的音樂劇場(Musiktheater),要求歌手要像演員和舞者一樣能演能跳,能夠形象化地處理音樂動機,令歌劇生動鮮活。因而他強調排練時間必須充分。

但是導演劇場的理念,不止於演員訓練和角色的心理探索,更在於發掘劇情的各層意涵,與時代精神呼應,在原作基礎上重建一整體空間和表演風格。費森斯坦的重要性在於,將古典作品視同當代作品,採取社會的、歷史的批判性解讀、疏離化表演,與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互通聲息。

翻新詮釋觀點  傳統歌劇和時代經驗對話

費森斯坦以降,許多導演企圖從現代角度檢驗歌劇演出,尋找一種與音樂之美與力相互匹配的表演形式;也有許多導演努力將傳統劇目和現實生活連結。在他們手中,古典世界不再只是懸空的心靈居所,而能夠幫助我們從中找到與時代的對位關係。歌劇在廿世紀吸引了更普及的觀眾,遠勝其前兩個世紀的創作全盛時期,這正是現代歌劇演出不斷求變求全的成果。

在一般人印象中,歌劇往往顯得情節牽強、情感誇張,彷彿只適合呈現愛的狂熱與失落。但透過當代劇場的實踐,舞台時而成為佛洛伊德與容格的心理分析室,時而成為馬克思或李維史陀的文明講堂;歌劇處理起性別與種族戰爭、文化的衝突與融合、階級與權力的交替等複雜問題,毫不手軟,抽象的音樂變得無比具體,擁有作為人類行為縮影的代表意義。同時,這間講堂或診所又絕不枯燥,透過音樂與戲劇的雙管齊下,令人折服於全面美感的體驗中,有如進入一場儀式。當代導演的參與,讓傳統歌劇得以和時代經驗對話,繼續鏡照人類行為的變化與恆常,其意義遠勝「拯救一項垂死的藝術」。

當然,也有許多矯枉過正的製作,輕忽音樂文本而橫加凌暴的導演,部分創新之作讓人倒盡胃口,被保守的樂評人譏為「歐洲垃圾」(Eurotrash)。這個貶詞原是美國人用來嘲諷那些自命風雅的歐洲假掰人士(例如晚上戴著墨鏡出遊,或是白天穿得嗆辣像要去跑夜店之類),後來卻被用來概括歌劇當代化的種種嘗新之舉,包括時空的轉移或拼貼、情節的改換、性元素(尤其變態的性)與性別意識的強調等等,不一而足。然而,隨著影音光碟的普及,許多中小型歌劇院擅長運用這個新的媒介,推出驚世駭俗、標新立異的製作自我宣傳,間接也助長了新美學的革命。傳統歌劇的最後堡壘,如米蘭史卡拉歌劇院、倫敦柯芬園皇家歌劇院、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最後也不得不改弦更張,迎接全新的挑戰。大都會歌劇院會邀請羅伯.勒帕吉(Robert Lepage)導演新版《尼貝龍指環》,就是最鮮明的標誌。時至今日,要看到一齣古裝的、標榜「原汁原味」的歌劇,委實並不容易了。

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讓歌劇再也回不去了

當代導演處理古典文本,大致可理出兩條分歧路線——其一是化繁為簡的現代主義,將藝術視為永恆與內在的命題,追求抽象、統一、純粹的美感。這種風格跳脫特定時空,演出猶如一道濾網,將所有現實的雜質篩除,擺脫那些拖拖拉拉的寫實窠臼,直接與音樂的線條、昇華的情感相呼應。這條路線以羅伯.威爾森為代表。

另一條路線,則是新興於七○年代的後現代主義觀點,認為美感沒有古今貴賤之分,而是累積在當前的一道平面上,一如我們荒謬混雜的生活。在這樣的現實觀底下,事物因對立而找到彼此存在的價值。古今可以並置而不必交融,音樂與戲劇因矛盾而彼此突顯。時代的位移、風格的拼貼,如能讓我們更鮮明地感受到音樂及/或劇場的魔力,已不存在任何底線。這條路線以彼得.謝勒斯(Peter Sellars)、羅伯.卡森(Robert Carsen)為代表。

現代主義想要以淨化古典來提升自我,後現代主義想要拆解古董帆船造飛機。前者將所有藝術往音樂的抽象境界提升,後者則開掘所有藝術元素可能的衝突。這兩種思維方式都深具啟發性,但富有創意的演出通常也很難明確歸類。無疑的是,當代的歌劇製作,已割骨還父、剔肉還母,再也走不了回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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