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時序，是個一面關注NSO幾場樂季壓軸節目、一面引頸打探新樂季準備標注行事曆的時刻。幾道音樂總監呂紹嘉獲邀知名樂團演出的節目連結，總在樂團粉絲之間轉貼和討論，但在這些分享間，突然出現一條令眾人瞪大眼睛的訊息：他即將接任丹麥南日德蘭交響樂團（Sonderjyllands Symfoniorkester）首席指揮！該團又名南丹麥愛樂（South Denmark Philharmonic），是一個高水準的中型樂團，消息一出，讓忠實的樂迷們都異常興奮。而帶領NSO即將進入第五年，即使訪談中他為了尊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會而堅持不鬆口是否續任，但隨著時間的到來，答案也令人雀躍——呂紹嘉終於應允續任音樂總監一職，五年新任期將從明年八月起至二○二○年止。在雙重的喜悅中，NSO將邁入二○一四／一五新樂季，感動的聲音已然規畫好，即將就此展開——
Q：能否請您聊聊與南日德蘭交響樂團的合作經驗及接任的感想。
A：這真的是我個人的小事情，沒有想到大家這麼關心，我很感謝。我從二○一○第一次指揮他們，音樂會一完他們就問我要不要當他們的首席客席指揮，那時他們的常任指揮才剛上任第一年，所以我當了兩年的首席客席指揮。
這個團不大，大概六十幾個人。在一個靠海的漂亮小城，在那兒我有洗滌心靈的感覺。他們沒有音樂總監的制度，樂團的自主性也很高。我不必管團員的事情，就只要去跟他們排練、選我真正想要的曲子、找我想的獨奏家，單純作音樂就好。和他們合作一直都很愉快，所以這次的邀請，我感到是件很美的事情，因為彼此熟悉、互動自然，所以有種水到渠成的感覺。多在國際上走走看看，對音樂的理解、見識都會更廣，我也相信這種自我充電對NSO樂團也是好的。
Q：近期您獲得不少國際邀約，從國外看回來台灣，您認為NSO擁有什麼樣的特質？應該走的方向又是什麼？
A：最近我指揮過幾個歐洲樂團，一月也才到中國指揮廣交、中國愛樂。我認為要跟亞洲的團比較才會更有意義，因為文化相近，就可以知道彼此的特色在哪裡。看中國、香港甚至日本、澳門的樂團，我們的特色就是「細緻」，就像我們在Logo上所講的「精緻、深刻、悸動」就是很切合的想法。
最初為了文宣我想了這六個字，本來也沒有太在意，但愈做就愈確認這個方向。到了第二、三年，行銷團隊問我要不要換，我已經覺得沒有必要再改變了。音樂本來就不該是一種譁眾取寵、呼口號的表面形式。我不傾向大張旗鼓地關心有沒有出國巡演，或者是否有大的野心去吸引人，而是確實地在各個角落中，都可以欣賞到我們的細緻。雖然宣傳重要，但我比較著重在於能夠一起激發出好的音樂，並且累積。
Q：二○一四／一五新樂季從開季起連續幾場音樂會的樂曲都相當大，能否談談您的想法？
A：今年的第一個系列就是「交響里程碑」，我對它的定義就是要龐大，在音樂史要有開創性、革命性的曲子。以開季音樂會為例，我委託了台灣作曲家林京美創作了一首樂曲，名為《舞詠曙光》，而挑選的曲子就是馬勒《第九號交響曲》，它對我來說有種黃昏的感覺，如此新作對舊作、晨曦對黃昏、台灣作曲家對馬勒，讓我感到有種相互呼應的一致性。
在這之前我並沒有演過林京美的作品，但她的音樂語言是我認同的。雖然一聽並不會感覺到她是從台灣出來的作曲家，但我覺得她洗練得不錯的西方技巧很吸引我。我最近接觸到不少中國音樂家，深深體會他們那種從自身出發的「根」性，加上接受西方訓練之後有深厚的底子，很容易走出自己的路。台灣的年輕作曲家們因為從小接受大量西方的訓練，對他們來說，他們的音樂自然就比較西方。我認為東方作曲家「找到自己的語言」是最大的課題，所以相同的，台灣作曲家也該面對尋找自我認同的問題。不過近期我也慢慢發現台灣作曲家開始尋求跟傳統的結合，這是好的現象。這幾年陸續演出幾位台灣作曲家的作品，覺得都很不錯，我一方面認為作品需要有機會被演出之外，也很期待他們之後還會寫出什麼樣的作品來。
開幕是馬勒《第九號交響曲》，閉幕是布魯克納《第八號交響曲》，這兩首的時代大約都是後期浪漫派頂峰的作品。布魯克納更早一點，而馬勒基本上已經跟浪漫派說告別了，包括他自己的人生、音樂都已經走到一種新的世界。這兩個作品的豐富程度也讓樂團有很大的發揮，是樂團隔幾年就應該要演出一次的，我認為現在是時候了！此外馬勒《第九號交響曲》是我從二○○五年指揮過NSO演出這首樂曲以來，第一次重複的樂曲。隔了九年。這也是一種比較，可以讓樂團顯露出多年來的成長。
Q：成長與累積似乎對您來說相當重要？
A：一個樂團的歷史，可以從演奏過的作品經驗來看。在國外有歷史的團，都會將樂曲演奏的歷史在節目單上標注，如第一次在本團演出的年代、次數等統計，所以我想我們也可以慢慢建立起演奏的傳統。
馬勒《第九號交響曲》是我個人指揮過最多次的馬勒交響曲，對它的領受也特別的多。在帶了樂團四年之後，我希望可以把我心裡想的再好好地呈現出來。而布魯克納《第八號交響曲》不但是個很大的試金石，對我個人也有特別的意義——那是我一九九四指揮慕尼黑愛樂代替傑利畢達克的曲子，我記得十天前才接到訊息、開始準備。那次指揮很享受，但基本上我自己不願居功，因為樂團很好，而且傑利畢達克跟他們已經有過演出，我只是沒有把它搞砸（笑）。
我很珍惜那個我畢生難忘的經驗，所以後來我一直不碰布魯克納，深怕破壞那個美好印象。直到我接了萊茵交響樂團總監才萌生一個作實驗的念頭，看那個感動究竟來自哪裡？但我沒敢選這首，而是選了布魯克納《第三號交響曲》，結果樂曲一開始，那個熟悉的感覺就來了！這讓我覺得實驗很成功，表示感動是從音樂來的，跟哪一個樂團沒有關係，所以我非常高興，也開始有了信心。算算從慕尼黑愛樂那次到萊茵交響樂團，我足足有五年沒有碰過布魯克納，但是，如果說布魯克納《第八號交響曲》的第二次指揮，就會是跟NSO這一次！
Q：新年音樂會節目大多以狂歡為主，但今年排的卻是荀貝格的《古勒之歌》請問有什麼特殊的用意嗎？
A：音樂會當然也是要狂歡，不過我最不喜歡的就是模仿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演華爾滋。其實柏林愛樂每年最後一天都會演一場比較短的音樂會，曲目都是包羅萬象，完全不受限。所以我每年都有特別的想法，做些不一樣的計畫。
NSO曾經計畫過《古勒之歌》，但後來沒有演出，所以這將會是台灣的第一次。選它的原因第一個是規格超大，包括合唱團、樂團、敘述等，再則它也是在世紀末進入現代，是荀貝格告別浪漫時期高峰之作。音樂寫得非常好，像是一個華格納的音樂，旋律也非常好聽，完全不是後來十二音列的他。這有點承先啟後、義無反顧往前走的意味，而且樂曲最後的大合唱歌頌日出結束非常地切合「跨年」主題。
我相信NSO的觀眾也會知道我們的用意不是讓大家來輕鬆跳舞，而是一個嚴肅對待、認真體會的節目，不過真正進入樂曲中，就可以發現內容有狂喜、有省思，這樣比較有意義。
Q：除了發掘台灣作曲家、演出他們的作品外，在今年的樂季上也發現去年貝桑頌指揮大賽得主吳曜宇，您是否給予他任何指導與協助？
A：具體的我不能這麼說，但他需要機會，而我能夠給的就是機會。我覺得他是個很謙虛的人，年紀還輕，很多東西都要學。他的指揮技巧我不擔心，可是排練的過程有很多跟「人」的互動，尤其他還小，團員不管年紀、經驗都比他大很多，這都是需要學習的，即使是天才也要一步一步走。在樂曲上我是給了他一點建議，也希望大家抱著耐心多關照他。
我想起以前陳秋盛老師也是這樣照顧我，全世界可能沒有一位助理指揮像我這麼輕鬆，因為通常這個職位的人要做很多雜事。但我只是去看排，然後有時候老師會排一些音樂會給我，而那些音樂會都是團員已經練好的，我只要上台去比就好了。在國際上走這麼多年，我真的覺得他對我非常地特別。
從吳曜宇得獎後回來，他已經有一些表演，但真正的大音樂會將會是第一次，而且還跟世界一流的鋼琴家巴托（T. Barto）合作，這將是一個考驗，卻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Q：每年樂季的壓軸好戲皆是精采的歌劇，請問今年挑選的《費黛里歐》將會替觀眾帶來什麼樣的驚喜？
A：這是一個剛在蘇黎世推出的製作，跟傳統很不一樣，也許會引起爭論。但我的想法是希望讓大家看看新潮的劇院手法，帶出一些新觀念。至於是怎麼樣的新潮？就讓我先賣個關子。這次的導演安德理亞．荷穆齊（Andreas Homoki）不只是一位出名的導演，也是一位劇院經理，我在漢諾威第一個製作《阿依達》就是由他導演。
至於為什麼選這個劇？我認為光是身為「樂聖」貝多芬一輩子唯一寫的一齣歌劇，就讓這齣歌劇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地位。整個創作過程經歷了很久，算是嘔心瀝血之作。這的題材是有高貴的情操，追求自由、平等，以及愛，這些都是很純粹的東西，對我來說它不太具形式。看過各式各樣的詮釋，我認為不管怎麼做，導演要面對的意念都是純粹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可以接受這麼與眾不同的想法。台灣演出歌劇時常遇到的問題就是對白，它有時需要依據情況而調整。而這個版本恰好會讓對白完全消失，演員不用對話，而是打在字幕上，只有聽到音樂。
結果我還是透露了一些（笑），不過我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嘗試的突破，但最後怎麼呈現，我也很期待。
Q：接掌NSO音樂總監五年，您有什麼心得嗎？
A：在自己的地方工作非常愉快，五年來我們共同達到了很多目標，有我舉不完例子的種種感動時刻，在音樂上大家都進步了。但我不會自滿，因為不只有樂團本身，我對普羅大眾如何看待樂團的期待更大。常有人認為古典音樂是從西方來的，我們再怎麼做也沒有別人好，但我卻想要打破這種想法。事實上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亞洲的樂團都非常好，不只是我們。
我所想的是：如何互相交流？我們能夠給別人什麼？不只包括演我們自己的作品，還包括演他們的作品加入我們的精神和美感。那是西方人不了解、不能做，卻是我們特有的一種美。不要分西方或是東方，那些經典之作都是屬於全人類的，而在這之上，我們能夠驕傲的就是那「多元」和「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