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布爸和烏布媽由真人演員飾演,烏布爸就像邋遢的鄉間粗漢,反倒是烏布媽敞開的睡袍造型與睡帽令人聯想到烏布王原來的經典形象。
烏布爸和烏布媽由真人演員飾演,烏布爸就像邋遢的鄉間粗漢,反倒是烏布媽敞開的睡袍造型與睡帽令人聯想到烏布王原來的經典形象。(2014台北藝術節 提供 )
特別企畫 Feature 一「戰」成名,絕非「偶」然—南非翻筋斗偶劇團/即將上場

偶戲奇妙變形 創造多元的歷史發聲

《烏布王》的偶戲元素運用

南非翻筋斗偶劇團的《烏布王》,巧用偶戲元素,讓演出更貼近對於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間的證詞與關係詮釋。真人扮演的烏布王,還有用老舊物件延伸製作的奇幻動物角色,以及演出證人角色、以原色呈現雕刻線條樸拙的木製戲偶,讓歷史的辯證,創造出魔幻寫實的氛圍,延伸出深沉的省思。

南非翻筋斗偶劇團的《烏布王》,巧用偶戲元素,讓演出更貼近對於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間的證詞與關係詮釋。真人扮演的烏布王,還有用老舊物件延伸製作的奇幻動物角色,以及演出證人角色、以原色呈現雕刻線條樸拙的木製戲偶,讓歷史的辯證,創造出魔幻寫實的氛圍,延伸出深沉的省思。

劇場如何讓背後的那隻手現身?偶戲所能涵括的雙重寓意,也許是最能夠將迫害與被迫害、操弄與被操弄的關係,表現得既恐怖又詼諧,真實但又充滿隱喻與想像。

南非翻筋斗偶劇團向來擅於改編經典文本以呼應當代社會情境,尤以反映南非歷經殖民和種族隔離歷史的處境。真人結合偶戲、光影戲和多媒體的豐富轉換手法,自由遊走於現實、想像與回憶之間,令故事有一種魔幻寫實的味道;儘管歷史總有殘酷之面,但翻筋斗偶劇團的偶戲美學卻在混種之中,將歷史和真相的辯證拓寬至黑色幽默和寓言的省思。

《烏布王》點出仇恨與和解的兩難

該團首演於一九九七年的《烏布王》,即是一齣寓殘酷於戲偶和動畫、於簡潔中體現兩條敘事線穿插交詰力量的作品。原英文劇名為「烏布與真相委員會」,將粗鄙瘋狂的殘暴君王烏布置換到一九九六年的南非時空,搖身成為種族隔離時期的人權迫害者,隨著因聽證會逐漸曝光的傷痛回憶,烏布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邪惡勾當;藉由一齣偶戲,《烏布王》直接題點出當時正要邁向民主化的南非,如何面對罪行揭露、仇恨與和解的兩難提問。

當時「真相暨和解委員會」在南非各地舉辦的聽證會,對編導來說,本身就像一個公民劇場。過去在種族隔離時期受到人權迫害的受害者、生還者及當時的執法者,一同作證、還原失落的歷史真相。但另一方面,誠如製作團隊所指出,加害者完整的犯罪自白亦可讓他們在接下來的人權控訴和審判中,獲得赦免。這使得委員會的立場變得矛盾,聽證會看來似乎變成一個尋求赦免的機會:罪行愈是成立,加害者愈能獲得解脫。於是,重新建檔真相的同時,也讓南非人民在「報復之渴望」與「和解之必要」的衝突中拉鋸。

加害者為滿足自身權力慾望而放縱傷害壓迫的行徑,卻造成他人不可逆的命運,基於此點,編劇珍.泰勒因此選擇改編荒謬劇經典文本《烏布王》。藉由主角烏布爸和妻子烏布媽幼稚的個性,對照烏布爸隱藏的惡行,而原劇在奪權和戰爭下犧牲的人民場景,在此則轉換為受害者的聽證會。而《烏布王》的劇本特色正是適合翻筋斗偶劇團改編的原因。

十九世紀法國前衛戲劇先驅賈里,於高中時期以學校老師為「範本」寫成的《烏布王》,透過滿口粗話、臭屎戲謔橫流的鄙陋野蠻角色,突破現實與幻想的障礙,打開超現實主義和荒謬戲劇的運動潮流。原來的劇本在賈里的高中同學第一次搬演下,便是以「偶戲」的形式呈現,或者說,在賈里的塗鴉手稿裡,他已繪好烏布王的「理想形象」,好比一個被野心擺佈的小丑或戲偶。以刀叉為武器、馬桶刷為權杖(反正良心被他沖到馬桶裡了),梨子或瓠瓜狀的滑稽外表,肚子上的螺旋圖紋,如貪婪慾望的永無止盡和無法控制的狂飆,烏布王的原始形象不但呈現鮮明的鬧劇色彩和諷刺意味,更因而成為爾後超現實主義裡騙子無賴的象徵。

老舊物件改造成奇幻動物角色

南非版的《烏布王》為了能更貼近對於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間的證詞與關係詮釋,另外有了一番不同的偶戲元素運用。劇中的烏布爸和烏布媽由真人演員飾演,在穿著打扮上並未如賈里版本的誇張諧趣,烏布爸就像邋遢的鄉間粗漢,僅穿著鬆垮的背心、內褲和靴子,反倒是烏布媽敞開的睡袍造型與睡帽令人聯想到烏布王原來的經典形象,而其他的證人角色和烏布爸的幫兇則由戲偶扮演。

劇中角色的概念多從戲偶和操偶的想法發展而來,例如烏布爸身旁的軍師,是個有著帆布包身體的鱷魚,可以咀嚼並容納大量需要湮滅的證據。而這個想法其實是來自於導演威廉.肯特里奇回看南非這段關於種族隔離的歷史,就如同一場碎紙機與影印機的戰爭:高層警方紛紛將檔案文件送進碎紙機裡,而底層警員則拼命偷偷掃描影印這些文件,作為日後的保命符。肯特里奇想在台上呈現那個充滿象徵意味的碎紙機,而創作的想像則帶他們塑造出那張足以吞下一切的鱷魚嘴巴。

值得一提的是,戲偶的設計以老舊物件為主體,延伸改造成奇幻的動物角色,介於現實與想像之間,有如擁有者的物件化身為加害者的心魔,具現出人透過各式物件、工具強施暴行的手段象徵。劇中同樣是從舊物件改製成的戲偶,還有以賈里劇本中「狼狽為奸三人組」為角色原型的三頭狗布魯托,同時代表步兵、將軍和政客。三頭狗的身體是人權鬥士布朗.費雪(Bram Fischer)遺留的舊手提箱,交給了導演的父親席尼.肯特里奇律師(Sydney Kentridge);而現在,加上了輪子和三條延伸而出的長脖狗頭,充滿了一種曖昧矛盾的意喻,彷彿這只提箱正是一切暴行的具體濃縮、人權鬥士亟欲追討的罪證。

就如同鱷魚軍師的帆布背包肚子,亦來自製作人巴索.瓊斯的父親的遺留物,在北非當兵時所使用的軍用包。「歷史」物件重新躍上舞台,時空背景、用途和意涵皆已搬移,但仍隱隱連結過去記憶的各種指涉,軍隊—戰爭、法庭—審判、自由與壓迫等,物件自身也背負歷史敘事的責任。

證人戲偶細膩傳遞情感

相反地,證人角色的戲偶卻相對樸實許多,原色呈現的木製戲偶,不求擬真,而是以質樸有力的雕刻展現戲偶的堅毅面容,鑿痕彷彿歲月的風霜,蘊含深刻的生存意志,並在光影下製造出細微的變化。

證人木偶並未如動物戲偶有較多的大動作,杖頭偶的形式能表現上半身的身體感,和靈活的頭部動作,因此在情感的傳遞上更為含蓄細膩,正符合聽證會上,證人的現身通常是在一張桌子後方,集中在上半身的形象。證人以戲偶呈現,一方面重現種族隔離時期無所不在的掌控,另一方面,兩名操偶師也如聽證會上,在證人身旁予以安慰的專業人員。證人角色的無助、勉力再度活過的證言和繼續活下去的努力,就像是戲偶需要透過操偶師給予呼吸和動作,為它發聲「代言」,而一旁在玻璃小間裡的翻譯,則像是戲偶的雙語配音員。歷史的敘事在這裡,同時有了土地方言和媒體再詮釋的兩種聲音,一如戲偶的雙重複像。

《烏布王》的舞台雖然簡潔,但在聲音和視覺意象的處理十分豐富。導演肯特里奇的黑白碳筆動畫,在粗糙筆觸和奇想畫面下更能展現烏布家屋外的殘酷暴力,以及不堪回首的記憶。伴隨一幕幕的故事揭露,穿插當時代的媒體、廣播、槍聲等音效,可以說是透過多元的聲音表現,與動畫、紀錄片、真人肢體和戲偶動作進行多重的辯證,進而貫穿整齣戲對過去歷史的省思。

那麼賈里的烏布王呢?接近劇末的時候,當南非的烏布爸不得不面對自己的罪惡時,賈里的烏布王逐漸從動畫和光影戲裡走出,如同負片裡的記憶影像,原本白衣黑螺旋的烏布王變成黑衣白螺旋,在劇場裡與著內衣的烏布爸相遇。彷若時代的大幻影,存在於各個極權暴政裡的烏布王,如影隨形,從過去到未來,一直提醒著我們暴力的歷史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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