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康多到南非,偽善的統治者一再斷言:「這裡沒有任何人死亡」,彷彿只要真心相信著,歷史就能被抹淨;創作者們卻也一再帶著我們回到歷史現場,無論是文件記錄式的、魔幻寫實的、指桑罵槐的、引經據典的,都為我們貼補了被撕開的那頁歷史,讓我們保留了一絲「和解」的可能性。
行動一直在進行,只是軍方否認,受害人的親人擠在司令官的辦公室打聽消息,他們一概不承認。「你們一定是在作夢吧,」軍官們堅持說。「馬康多沒有出過什麼事情,以前沒有,將來也不會有。這是一個快樂的小城鎮。」
──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百年孤寂》(註)
週五清晨,香蕉工人在火車站大罷工,軍方拿起機關槍掃射了在場的三千多人,屍體如香蕉般被塞進火車載往港口、扔到海底。幾天後小鎮平靜若往,所有人異口同聲地說:「這裡沒有任何人死亡。」這是甫離世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賈西亞.馬奎斯筆下之魔幻世界;諷刺的是,對於多少暴政底下的人民而言,這卻也是他們再也不能真實不過的生命經歷。多少政權說著:「這裡沒有任何人死亡」;但卻也因為這部傳世作品,讓後世的讀者如目擊者般,永遠記得這場若真似假的大屠殺——馬康多車站掃射的機關槍與載滿屍體的兩百節車廂。
這裡沒有任何人死亡?
與馬康多同在赤道以南的南非,儘管沒有香蕉暴動,卻也有著政府亟欲洗淨的血跡。十七世紀中,荷蘭東印度公司占領了非洲最南端的開普半島,也為這塊土地帶來了白人、印度人等各色人種,為南非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九四年間的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奠定「良好」根基。“Apartheid”一字來自於荷蘭語,意味著以種族為分類的分離制度,將南非人分為黑人、白人、印度人、其他有色人種共四類,不少弱勢族群因此成為社會追求「現代化」、「工業化」之犧牲品。在當時南非執政的國民黨(National Party)推動下,各色人種之間無法共享社會教育資源、政治政策,被禁止通婚、甚至足球聯隊都以人種作為區分。在一九六○年代至八○年代初期,政府更強迫許多族群離開自己的家園(包括大規模清除貧民窟、禁止黑人居住在白人農莊附近),遷徙至政府所劃分的族群區域。在當時共有超過三百五十萬「非白」族群被迫遷移,堪稱近代史中最大規模。
近半世紀的種族隔離政策也興起多次反抗浪潮,學生團體、工會組織紛紛動員示威,警察幾次暴力逮捕罷工首領,造成愈來愈多民眾支持地方上的武裝暴動,局勢迅速升溫。在一九七六年某次學生和平示威中,警方開槍掃射造成數百人傷亡,「廿三人死亡」的官方統計數字則與馬康多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學生、工人勢力之外,教會也在反抗陣營中貢獻不少心力,儘管政府對於教會稍微寬待,當時依然有多位教會人士因參與反抗運動而被捕入獄。當然,在這批人權運動人士中,最為著名的就是曾獲一九九三年諾貝爾和平獎肯定、去年十二月甫離世的南非前總統曼德拉,九十五歲的人生有近三分之一都在監獄中度過,一九九○年出獄,一九九四年成為南非第一次「非種族國家選舉」選出來的元首。
讓你知道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結束南非國民黨統治下的種族隔離制度後,南非首先要面對的,就是過去這段不堪又痛苦的歷史。一九九六年,南非成立了「真相暨和解委員會」,開啟了一段「沒有真相,沒有原諒」的旅程。要面對,談何容易?好不容易跨出轉型正義第一步的國家,又怎麼敢冒著「撕裂族群」的風險,回頭揭露事實真相?曼德拉在此展現高度,選派從未直接參與反抗運動、帶有某種中立特質的屠圖主教作為委員會主席。在委員會舉辦期間,更一再強調「真相之揭露」是為了真正的寬恕,不但鼓勵受害者挺身說出自己故事,更讓加害者也一同重述歷史現場,藉此換得法律上的赦免。
就像馬奎斯筆下的香蕉屠殺記錄了一段不為人知的血腥史,也有不少南非劇作家、作家以南非種族問題為題材,讓文字、角色成為另一種歷史見證,長期受到警察監控的亞朵.佛佳德(Athol Fugard)正是其中之一。EX-亞洲劇團曾於二○○九年演出的《島》The Island完成於一九七三年,取材真實事件,藉由監獄中兩位獄友的權力關係、及希臘悲劇《安蒂岡妮》之戲中戲影射了國家法律與政治權力所帶來的壓迫,場景更以曾監禁曼德拉廿七年、惡名昭彰的羅本島(Robben Island)為藍本。另一齣由當代英國劇場大師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所執導,二○○八年受邀於兩廳院國際劇場藝術節演出的《希茲威.班西死了》Sizwe Bansi Is Dead則完成於一九七二年,故事主角盜用了他人身分,開展了一連串指涉種族、階級所帶來的政治壓迫,以及小人物在這面巨牆前之掙扎與出路。
南非複雜的種族現貌、積怨已久之族群隔閡,並沒有隨著一九九四年的解嚴而一筆勾銷。曾獲二○○三諾貝爾文學獎肯定的柯慈(John Maxwell Coetzee),曾在小說《屈辱》Disgrace以一起農場鄉間的性暴力事件,隱射「後種族隔離時代」白人面對黑人掌權之危機感,更點出黑人掌權後卻未曾改善的階級隔閡;日前離世的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娜汀.葛蒂瑪(Nadine Gordimer)則在作品中多次提及黑人並非政策之唯一受害者,制度的壓迫往往超越族群。可見社會之不公不義,始終不以同一面貌為限,而我們只能不斷地面對過去,才能避免深陷歷史之輪迴。
暴政的一百零一種面貌
正如我們能對馬康多香蕉暴動事件感同身受,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政府暴力,在他國文化中也非無跡可尋。相較於上述作品多以寫實場景刻劃南非政治社會背景,南非藝術家與導演威廉.肯特里奇則在十九世紀的法國荒謬劇作《烏布王》中看到了相似的「暴政」身影。《烏布王》是英年早逝的法國創作頑童賈里最著名的作品,發想於一八八八年,當時十五歲的小賈里以「烏布王」之情節諷刺學校老師,可說是學生階段對於「威權」最直接之回應。一八九六年首演於巴黎,第一句開場白「媽的!(Merde! )」更為當時瀰漫著貴族氣息的巴黎劇場帶來震撼教育。劇中這對國王皇后有著《馬克白》般對於權力之渴求,以貪婪、幼稚的心態對待臣屬之人民,瘋狂笑鬧的言行、下流粗俗之言語,卻讓暴行更顯殘酷。
在肯特里奇的構思下,這位虛構的暴君來到南非,結合肯特里奇與劇作家珍.泰勒(Jane Taylor)所蒐集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史料,與滿身傷痕的小人物在劇場中當面對質;舞台上戲偶、投影、演員身影交錯,為南非版之《烏布王》在真實與虛構、指控與荒謬之間,拉出了一塊跨越時空之曖昧疆界。在那裡,所有你我曾經歷過的暴政,以一種普世的姿態降生。
從馬康多到南非,偽善的統治者一再斷言:「這裡沒有任何人死亡」,彷彿只要真心相信著,歷史就能被抹淨;創作者們卻也一再帶著我們回到歷史現場,無論是文件記錄式的、魔幻寫實的、指桑罵槐的、引經據典的,都為我們貼補了被撕開的那頁歷史,讓我們保留了一絲「和解」的可能性。畢竟,誠如屠圖主教所言,我們終究無法原諒那些不知道的事情。
註:賈西亞.馬奎斯《百年孤寂》,楊耐冬翻譯(台北:志文出版社,2001),p.295。
前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屠圖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屠圖主教任命宣言(節錄)
我們不能鄉愿地認為一切都過去了,因為這一切都尚未「過去」,這些傷痕依然糾纏著我們。真正的和解不容易,因為和解在於寬恕,而寬恕是要付上代價的,要付上「悔改」的代價。我們必須知道哪裡做錯了,真相也必須被揭露。你不能去原諒你不知道的事情。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協助療傷與和解的過程,以人權運動受害者為目標,而非針對加害人。我希望我們都能把重心放在受害者身心尊嚴之重建上,取代仇恨與報復。我衷心盼望著人們能來到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說出他們的故事,特別是那些依然壓抑悲痛、獨自療傷的人們……我們必須要為國家寫下新的一頁,追求文化、宗教、政治立場、種族背景的多元豐富。(白斐嵐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