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弗爾克．洛胥曾說：「藝術要是與外面我所生活的世界互不相干的話，就會變得毫無意義。」他勇於用激進方式表達觀點，他的戲總是政治思想明確，具有強大的政治煽動力。他運用歌隊來擔任社會弱勢的代言人，並且針對不同的題材找不同的弱勢族群來參與，透過廣度的民意調查，將記錄整理後作為歌隊文本，編入所選的劇本中。歌隊的運用，使戲劇與現實之間有了強烈互動，也讓文學劇本銜接到當下的時代脈動。
一九六三年出生於沃爾姆斯城（Worms，尼布龍根神話的所在地），在烏拉圭長大，回德國受演員科班教育的弗爾克．洛胥（Volker Lösch），是目前德國劇壇最勁爆，也最受爭議的導演。一九九五年開始導戲，曾在斯圖加特劇院擔任駐院導演長達八年，二○○九年受邀柏林戲劇盛會，二○一三年榮獲薩克森自由州的萊辛獎，目前以客席導演身分遊走於柏林、漢堡、萊比錫、德勒斯登與杜塞朵夫等各大戲劇重鎮之間。
當其他導演與劇團做紀錄戲劇都盡量規避明確的政治立場，以免遭受非議時，洛胥卻不屑於當縮頭烏龜，勇於用激進方式表達觀點，他的戲總是政治思想明確，具有強大的政治煽動力，十分符合德國劇作家彼德．懷斯（Peter Weiss）對紀錄劇場的定義，從政治作用這點看來，洛胥可說是掌握德國紀錄劇場精神的真正傳人。也因此，他的戲頻頻招惹是非，登上新聞頭條。媒體的議論風波，吸引更多人進劇院一睹為快，不啻是最佳的免費廣告。
反映社會現實 歌隊是最佳代言人
洛胥曾說：「藝術要是與外面我所生活的世界互不相干的話，就會變得毫無意義。」他認為，戲劇創作者將自己封鎖在藝術天地中，整天討論的盡是美學，自己玩得開心，卻完全無視於劇場以外的世界早已陷入動蕩不安。無法反映人民的感受、與民眾的現實生活脫節，是他對當代德國戲劇的批評。這也是他為何轉而用到現場實地調查民情與採訪記錄的方式，將最新的政治社會脈動、與民眾切身相關的問題反映到舞台上。
不僅如此，對他而言，劇場不只是思想啟蒙的教育場所，更是讓民眾暢所欲言、抒發傷痛、憤怒，甚至允許暴動的自由空間。但是，教育人民與訴諸草根的民粹主義，是兩個互不搭嘎的政治走向，前者是上對下的掌控，後者是下對上的政治訴求，如何才能把兩者串聯起來？有謀略的洛胥運用了一個獨特手法——歌隊，作為現代社會弱勢群體的代言人。
他的歌隊所代表的群體身分，每次都隨題材需求而不同，有失業者、前科犯、妓女、移民者，甚至極右派，都是隱藏在社會黑暗角落的群體。為了使他們的聲音被聽到，洛胥針對所選的族群作廣度的民意調查，將記錄文字整理篩選後作為歌隊文本，編入所選用的文學劇本中。而且，洛胥每次所選的劇本全是戲劇史上的經典，透過穿插歌隊，將屬於菁英文化的文學劇本與代表草根的當代語言，交織在一起。在演出上亦是齊頭並進，一方面延續傳統用職業演員演劇中人物，另一方面，從現實生活中延請所針對的群眾對象，組成歌隊，加以朗誦訓練。
儘管，歌隊作為代表集體聲音的舞台形式可以溯源到古希臘，洛胥所承繼的，卻是已逝當代德國戲劇大師安納爾．施列夫（Einar Schleef）的手法。二○○三年他首次嘗試用歌隊演出時，便是延請曾為施列夫歌隊成員的Bernd Freytag指導訓練。與施列夫一樣，洛胥的歌隊並不唱歌，而是在沒有配樂或其他多媒體的干擾下，用抑揚頓挫的朗誦方式，抒發所代表的群眾意見、控訴社會的不公。更刻意捨棄麥克風，使歌隊的聲音保有草根性的原始粗獷，讓人直接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歌隊朗誦內容引發爭議 反讓他聲名大噪
讓歌隊成為洛胥作品註冊商標的轉折點，是在二○○四年他導德國劇作家霍普特曼（Gerhardt Hauptmann）的經典社會劇《織工》Die Weber。劇情講述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亞織工被剝削到難以維生，而起義反抗的故事，代表無產階級的織工，到洛胥手中成了由卅三位德勒斯登演出劇院當地領「哈茨四號」（註）社會救濟金的失業人組成的歌隊。洛胥與他的戲劇顧問，在多方尋訪當地民眾的政治看法與對未來的願景後，根據採訪記錄為歌隊編寫台詞，讓這群「貨真價實」的失業者，以火氣十足的語調，整齊劃一大聲誦出他們的恐懼、對未來前景渺茫的無力感。那累積已久的憤怒，形成一股排山倒海的聲勢，像顆炸彈爆了開來！
此劇一出，隨即被《圖片報》（Bild-Zeitung，主要讀者是知識水準不高的中下階級）「譽」為當年度最大的醜聞。媒體震驚的，倒不是在富裕進步的德國，底層人民居然會有憤怨與絕望的心聲，而是因為劇院一連吃上兩場官司，而且控告者還大有來頭，一是政治脫口秀女主持人克里斯丁．安森小姐，因歌隊中有一段：「如果可以的話，我第一個想要一槍打死的人，是克里斯丁安森小姐。」因此控告劇院人身攻擊。二是劇作家的後人，以插入歌隊台詞扭曲原作，是對著作智慧財產權的侵權行為而控告。
幾番波折後，柏林最高法院駁回地方法院禁演的判決，洛胥的《織工》原版得以重現江湖，隨即受《德國舞台》Deutsche Bühne雜誌封為年度最佳舞台劇。打贏了這兩場仗，洛胥聲名大噪，成了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
自此，歌隊成了洛胥所向披靡的武器，他也更大膽放手琢磨與開發其表現形式。二○○八年在漢堡導《馬哈，我們的革命變成什麼樣了？》Marat, Was ist aus unser Revolution geworden，再度挑起巨大爭議。這次洛胥把矛頭指向有錢人，由當地長期失業者所組成的歌隊，大聲念出廿八位住在漢堡，德國百萬富翁的名字與其坐擁資產的驚人數字，控訴貧富差距的懸殊，提出財富重分配的政治訴求。四位「黑名單」上的富人馬上提出抗議，要求除名。甚至有一位威脅劇院，若不禁演此劇就撤回贊助。消息一出，讓拒絕向「惡勢力」低頭的劇院與導演，得到民眾更多的支持。一時間，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成了漢堡全城市民熱烈討論的話題。對洛胥而言，像這樣能煽動人民去正視社會問題，鼓動矛盾階級之間重新交涉談判，才稱得上是一齣成功的戲。
讓社會弱勢發聲 戲劇與現時強烈互動
洛胥訴求的都是所在劇院當地居民最關切的政治社會課題：官商勾結的工程弊案，社會福利與健康保險的漸次縮水、長期失業問題（尤其是前東德的自治州）、退休養老金不足以給予基本生活保障，貧富懸殊日益惡化，伴隨難民潮而來的恐懼、仇外情緒，新納粹的種族歧視與恐怖活動等等，都是會造成社會動蕩不安的隱形炸彈。顯然，洛胥為社會弱勢團體殺出一條發聲管道，成功地把社會隱形炸彈，提前在劇院引爆，讓紀錄劇場成為民主自由的談判平台。不僅如此，歌隊還起了橋梁作用，跨越了劇場與外面真實社會的鴻溝，使戲劇與現實生活之間有了強烈的互動，也讓文學劇本銜接到當下的時代脈動，跨越時空的阻隔，經典劇本更能日久彌新。洛胥的傳承與創新，使古希臘歌隊成為現代「憤怒公民」（Wutbürger）的代言人，為政治劇場打開新的局面，而名垂德國戲劇史。
註：“Hartz IV”即哈茨四號方案，是德國最低額、僅足以糊口的社會補助，由彼得．哈茨於2005年提出後，使長期失業人口掉入社會最底層，成功開拓低薪就業市場，失業率迅速調降，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目前德國有六百萬的成人與兒童依此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