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生
王景生(台新銀行藝術文化基金會 提供)
特別企畫 Feature 藝綻繽紛在獅城——新加坡╱整體觀察

等待一個觸底反彈的契機 訪新加坡藝術節總監王景生

擁有許多國際演出與跨文化製作經驗的王景生,對家鄉新加坡的表演藝術發展,有著愛深責切的情感。不諱言在政治與社會環境的限制下,新加坡藝術家面對嚴峻的挑戰,而在多種族的國度,他認為:「創作的關鍵不再是族群、語言,而是公民意識。一旦我們具備相同理念的公民意識,我們就有了共通的語言。」他表示,現今藝術創作代表了「抵抗」的精神,「要是政府對我們的控制逐漸緊縮,藝術家就能產生更強烈的抵抗,絕境逢生。非得如此不可。」

文字|白斐嵐、台新銀行藝術文化基金會
第294期 / 2017年06月號

擁有許多國際演出與跨文化製作經驗的王景生,對家鄉新加坡的表演藝術發展,有著愛深責切的情感。不諱言在政治與社會環境的限制下,新加坡藝術家面對嚴峻的挑戰,而在多種族的國度,他認為:「創作的關鍵不再是族群、語言,而是公民意識。一旦我們具備相同理念的公民意識,我們就有了共通的語言。」他表示,現今藝術創作代表了「抵抗」的精神,「要是政府對我們的控制逐漸緊縮,藝術家就能產生更強烈的抵抗,絕境逢生。非得如此不可。」

藉著來台評審台新藝術獎的機會,本刊訪問到今年即將卸任的新加坡藝術節(SIFA)總監王景生,聽他分享他眼中的新加坡表演藝術。雖然談話中王景生不斷開玩笑地感嘆:「我會不會太悲觀。」但在殘酷的現實處境中,依然展現屬於藝術的強韌信念,更持續探問了藝術與社會的關係。

Q:是否可請你回想一下,二○一三年從紐約返回新加坡接掌藝術節時,新加坡的表演藝術發展是什麼樣貌?這幾年又有什麼變化?

A新加坡的表演藝術一直處在前進又後退、不斷起伏的狀態中。這幾年對我而言,算是一種退步。讓我回溯一下,自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二○○○年初期,表演藝術在新加坡是很蓬勃發展的,充滿活力衝勁,許多跨文化、跨領域合作都在這時期發生,劇場也自寫實表演走向肢體意象。但到了二○○五年左右,先前的實驗衝撞又反彈回寫實表演、以文本為主的走向,再度向主流劇場靠攏。

我想,這大概是當時社會瀰漫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經濟掛帥,也讓劇場變成商業、娛樂取向。觀眾同時也期望劇場能像電視產業一樣,帶進影視明星、演出容易理解的通俗劇等。當然也有些藝術家(註1)持續探索新的創作形式,但他們像是單打獨鬥的個案,整體的狀況其實是持續僵化的。我這兩年也不斷感嘆當年那些充滿衝勁的表演形式,怎麼到了現在又只剩下過度產業化的主流劇場。

Q:我們提到新加坡表演藝術時,第一印象都是依附著政府補助的審查制度,是否可請你解釋一下新加坡的補助、審查制度是怎麼運作的?這也讓我想到你剛提到的「產業化」,言下之意似乎覺得產業化造成負面影響,但在台灣不少人認為產業化能讓表演藝術不致過度倚賴政府補助。回到新加坡的例子,產業化發展難道不能為創作者提供一條避開審查制度的路嗎?

A的確,新加坡的藝術補助來自新加坡藝術理事會(Singapore Arts Council),儘管沒有明文寫下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藝術家自己卻也開始自我審查。在這裡,藝術家相當擅長「中庸之道」(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沒人敢去挑戰極限。即便前陣子文化預算刪減,藝術家態度也是:「不樂見,但也只能接受。」想想這蠻荒謬的,不滿就說出來啊!不高興又默默接受,才是最大的問題。但藝術家就接受了這樣不成文的規定,只要你拿了國家贊助,就不能批判任何和政府有關的單位,包括醫療系統、公立醫院等。這樣藝術家還能批判什麼?大概只能批判美國了。

新加坡太小了,網絡緊密,控制容易。不像北京,中央權力再大,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依然可以躲藏。在這裡,藝術家連臉書都被監控,藝術理事會一旦發現有人批評政府,就會要他們退回補助款,自然造成了人人自我審查的緊張氛圍。有人說要有創作自由,藝術家就不要拿政府的錢,但我認為話不能這樣說,這不是政府的錢,這是納稅人的錢,理應用在公共事務上,以藝術創作進行公眾討論,再合理不過。一方面,我認為政府在藝術補助上應該要更透明,開放大眾檢閱;另一方面,新加坡藝術家卻也像是被馴養的寵物,就算門開了也無法在外面世界生存。

至於我剛提到的產業化,其實我也不是說產業化全然不好,只是我們期待的劇場功能是什麼呢?觀眾同樣也需要有批判思考,否則一昧從政府補助轉到市場機制,怕會造成像川普那樣的民粹反效果。要改變,不只在政府政策面,藝術家、觀眾自己的態度也很重要(註2)

Q:在這樣高度仰賴政府補助的情況下,國家文化政策是否也主導了整體藝術創作的走向呢?

A沒錯,像這幾年政府一直在推動藝術和社區的關係,不管是劇場、舞蹈、音樂,都要能吸引一般大眾興趣,鼓勵民眾參與,於是不能太前衛、太抽象、太有批判性(萬萬不能鼓勵民眾批判思考)。我會認為政府目的是要打造一個沒有個體性、拒絕思考的社會。他們把藝術當作討好社群的工具,卻不願意讓藝術激發個體獨立。

同樣,自社群發起的審查是很可怕的,有時候政府不需要自己監控,只要幾個觀眾申訴,作品就會被檢舉。就算只是單一個案的「檢舉」,創作者也會因為恐懼而自動退讓。這樣的審查制度,讓「藝術」變成營造表象和諧的美化工具。我們現在一直鼓勵觀眾要站出來,如果你對單一個案的申訴檢舉不認同的話,那就要大聲說出來,保持沉默只是拱手讓出自己的公共話語權。我有時也覺得或許因為新加坡太小了,物價又太高了,生存不易,藝術家只能倚靠政府,反而讓政府有機可乘,讓藝術被政治利用。

Q:我們都知道新加坡是個多元族群的國家,你自己也一直從事跨文化劇場創作,讓我好奇的是,在新加坡的表演藝術是否也促進了族群融合?藉由藝術消弭差異?還是不同類型的創作依然吸引固定背景的觀眾?

A我並不這樣認為,即使現在愈來愈多演出會利用字幕,但族群間似乎還是各有喜好。在新加坡,各族群還是各自聚集,並不會真正混居,對於彼此文化的認識即使不算膚淺,也不會太深入。另外,我也認為現今創作的關鍵不再是族群、語言,而是公民意識。一旦我們具備相同理念的公民意識,我們就有了共通的語言。

相較於音樂或舞蹈,劇場的確在這方面走得比較遠,更勇敢一點。而與主流的英語劇場相比,華語劇場更保有某種小眾的自由度,或許因為非主流,更能實驗點什麼。(問:那馬來語劇場呢?)馬來語劇場的話又更複雜點,雖然它比華語劇場又更邊緣,看似能避風頭,擁有更多創作自由,但同時還得面對來自政治(華人掌權)、宗教(伊斯蘭教)的限制。

Q: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如果我們都同意藝術創作反映了某種時代精神的話,你會用什麼關鍵字來形容近十年的新加坡表演藝術呢?

A現在藝術創作家在新加坡常被視為「麻煩製造者」,但我認為新加坡表演藝術反映了某種「抵抗」的時代精神,像是不願再被牽著鼻子走的水牛,開始抵抗韁繩的控制,但還無法完全掙脫韁繩。所以很多政治人物都說藝術家是「麻煩製造者」,像傳染病一樣,他們希望藝術家閉上嘴巴,不要有這些批判思維。

我認為,現今藝術創作代表了「抵抗」的精神,但還不到「賦權(empowerment)」。對我而言,之後五年更為關鍵,要是政府對我們的控制逐漸緊縮,藝術家就能產生更強烈的抵抗,絕境逢生。非得如此不可。

註:

  1. 在此王景生總監提到以英語、馬來語寫作的劇作家Alfian Satt,見下文介紹。
  2. 在王景生任新加坡藝術節總監期間,曾不只一次接受訪談時提到觀眾對於劇場的責任,特別是觀眾不應把劇場當作免費的、理所當然的,認為藝術發展完全是政府的責任,這樣反而會讓政府更輕易地控制藝術創作。因篇幅關係,無法於本篇訪談詳述此論點,可參考〈Outgoing SIFA Director Ong Keng Sen On Why the Public Should Be Paying For The Arts〉(sg.asia-city.com/events/news/outgoing-sifa-director-ong-keng-sen-why-public-should-be-paying-arts)與〈Ong Keng Sen 'Embarrassed' Talking about Singapore in Front of International Artist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ong-keng-sen-embarrassed-talking-about-singapore-in-front-of-int-823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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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菲言(Alfian Satt

一九七七年生,以英語、馬來語寫作的新生代新加坡詩人、劇作家,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同受矚目,作品多探討新加坡社會之種族與族群議題,也曾翻譯多部郭寶崑作品為馬來語演出。劇中對於雙語的掌握,令人想起郭寶崑當年在劇場的實驗,也為新加坡的劇本文本發展提出了新的可能。十九歲時發表首部劇作,知名作品包括《亞洲男孩》Asian Boys三部曲、The Optic TrilogyCook a Pot of Curry等。長期與關注華人主流社會中少數族群處境的馬來劇團 Teater Ekamatra合作,現為 W!LD RICE 劇團藝術總監。

郭奕麟(Daniel Kok

舞者與獨立編舞家,出生於新加坡,現居柏林,二○○八年新加坡年輕藝術家獎(Singapore Young Artist Award)得主,曾巡迴亞洲、歐洲、澳洲、西非、美國等地演出。知名作品包括Q&A (2009), Planet Romeo (2011)、Cheerleader of Europe (2014)、ALPHA (2014)、PIIGS (2015)與 Bunny (2016) ,以多重形式表現表演藝術之觀看政治。

新加坡藝術節(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the O.P.E.N.)

提到自二○一四年起擔任總監的新加坡藝術節,王景生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表示:「在這裡,有獨立思考、有想法的藝術家大部分都出國,不回來了,政府也樂見他們留在國外,於是身為藝術節總監,我努力集結國內外不甘於『中庸之道』的創作者們,讓觀眾知道『藝術還能是什麼』。」作為藝術節前導性質的the O.P.E.N.則由多年夥伴Noorlinah Mohamed擔任總監,除了大膽實驗各種形式、展演方式,挑戰觀眾對於藝術之既定印象外,也刻意和政府領導的文化政策唱反調,例如在藝術節推出的O.P.E.N. Kitchen節目,以烹飪營造小團體親密感,以反駁政府消費藝術、推動大規模社區參與的數字思維。

人物小檔案

  • 1963年生於新加坡,紐約大學狄徐藝術學院(Tisch Schools)表演研究碩士(跨文化表演),傅爾布萊特學者。
  • 擔任劇場與電影導演,1985年創立英語劇場「劇藝工作坊」(TheatreWorks),致力於跨文化製作。
  • 首位國家藝術理事會青年藝術家獎(1992)及文化獎章(2003)的雙重得主,其2010年的亞洲當代展演,讓他獲得享負盛名的福岡亞洲文化獎。
  • 創作曾於全球各地演出且廣獲好評,包含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巴黎戲劇院、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柏林世界文化中心(1999)、丹麥哈姆雷特城堡莎士比亞戲劇節、維也納舞蹈中心、鹿特丹劇院、羅馬歐陸藝術節、東京繭劇院、伊斯坦堡當代舞蹈表演國際藝術節、里約熱內盧全景國際藝術節和澳洲阿得萊德藝術節。
  • 擔任2014至2017年四屆新加坡國際藝術節(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SIFA)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