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散，是為了回家。」接近午夜走下停在基隆港邊的紅色客運時，都會想起顧玉玲在《回家》裡的這句話。
從國中開始，「去台北」成為長輩、老師甚至同學口中，我們的宿命，所有的學習和準備，都是為了離開。接著，是每一天在微微顛簸的通勤路上補眠、背英文單字，試圖爭取到一張可以不須繼續每日復返的大城市入場券。
怎知最後，手裡握著入場券腳步卻歪斜地走上了街頭，在校園圍牆內外往復。「我們」的定義，從只是同樣港邊城市的出身，變得寬廣而複雜了起來。在疾呼口號和身體推擠的頻率間，「我們」所在的每一個現場，其實沒有哪一次成功，但不知是否該慶幸，也沒有哪一次真正的失敗。
以一種似乎能映照出自己的軌跡，從《從前從前，那裡有座國立編譯館》到這次《我（們）》中的《我們清醒，於是反抗世界的無窮反覆》，「薛西弗斯在一次一次的反覆勞動中，登頂的巨石一再滾下山，面對這樣的徒勞該如何想像他是快樂的？」張可揚在介紹引言裡這樣寫著。
運動中的一次次前進、停滯反覆來回，把我們的頭扭向那個風雨吹打著人不清醒也不行的港邊，逼著我們好好地看。練習了那麼多年的離開，現在我們學著回家。
即便徒勞，「他仍然選擇繼續推動巨石，不為巨石給打敗。」
文字｜王奕蘋 《雞籠霧雨》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