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與許多當代青壯派俄裔指揮家一樣，尤洛夫斯基（Vladimir Jurowski）亦出身於前蘇聯的音樂世家。祖父符拉笛米爾．米凱羅維契．猶洛夫斯基（Vladimir Mikhailovich Yurovsky，拼法與尤洛夫斯基不同）出身烏克蘭，為廿世紀初知名的蘇聯電影音樂配樂作家，除了掌管蘇聯官方的電影音樂樂團之外，也是猶太民族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成員。父親米凱爾．尤洛夫斯基（Michail Jurowski）更是大名鼎鼎，先後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波修瓦劇院與莫斯科廣播交響樂團服務，冷戰時期曾到前東柏林喜歌劇院與德勒斯登之森柏歌劇院固定擔任客席指揮。一九九○年時舉家遷往德國，先獲聘為西北德愛樂樂團的音樂總監兼首席，之後則更擔任柏林廣播交響樂團的常任客席指揮。

家族的歷史與遷徙，對年輕的尤洛夫斯基造成極大的影響，「我對我家庭的每位成員充滿尊敬，我非常幸運能夠生長在這個家庭。」然而，家族的庇蔭，特別是傑出父親的陰影，也是外人無法理解的壓力。對此，他很客觀、誠實地回憶那個改變的過程。對他來說，要長大、要成為一個男人、要走出自己的路，是一個正常的過程，但那並不是一夕之間的頓悟，反而像是一個結晶的過程。他說，與其他人來比，他的青春期來得較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十八歲時離開俄國，由於必須即刻憑藉一個陌生的語言，在一個新的文化裡開始新生活，因此無暇「反叛」。一直到開始意識到家庭的包袱時，「我嘗試著把自己從每件事情上脫離，甚至蓄意將每件事情做錯，來成就我自己的路線。之後這個慾望過去了，但不是衝動平息了，而是單純地感覺到這件事情無益、空虛。」如此的頓悟，讓他走出心結，匯流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理性vs.感性

尤洛夫斯基的演奏風格濃烈卻不失節制、精細中帶有力道。如此個人化的演奏風格，與其訓練的背景有關。他曾提到，他並不屬於一個特殊的學派：「我是混合的，有金斯堡（Leo Ginzburg）的莫斯科學派、我的父親、柏林的德國學派，還有擔任羅日傑斯特文斯基（Gennady Rozhdestvensky）助理的經驗。」但他仍深深感謝莫斯科音樂院所給他的紮實基礎。「在莫斯科音樂院的俄國老師，他們對作品一方面抱持著相當崇敬且嚴格的態度，幾近於宗教情操似的；另一方面又維持著人性，不像是集中營的監督者。」

雖然謙稱他並非一個具有明確方法論的教學者，但尤洛夫斯基卻曾在專訪裡勾勒出對指揮的定義：「我在演奏音樂時最主要的目的，永遠是要滿足作曲家最原初的想法，演奏出他們所意欲被演出的樣子。所以樂譜對我來說就是我的全部——是律法、是所有我想法的基礎，及靈感的永恆來源。因此，樂譜是作曲家意志的遺囑，所謂的詮釋就奠基在我對樂譜的個人了解上。要在音樂中找到我自己的路，深入其中是一件非常艱難的，需要智識、情感與精神的工作。然而，主要的焦點是在音樂本身——而不是我們自己的想法。它就像是一段音樂的接生婆！我們必須要解鎖，幫助它生下來。使用一個管絃樂團來達成這個目的的方法，其實跟所有的音樂演奏活動一樣。當然，就像所有事情一樣，我們也應該要注重技術的面向。例如說，我非常不相信能夠讓聽眾印象深刻的那些誇張的、舞蹈式的動作。通常這些姿態對樂團的演奏者是無效的，因為指揮所做的努力，其真正的目標應該是在樂團：我們這些演奏者必須把樂團變成強力的聯盟，好讓他們能夠投射出我們的音樂思考，給予他們聲音與形體。有許多的功夫，大約85%是在排練細節時完成的，而其他的15%的則是產生在音樂會裡。這雖然只是小的比重，但沒有它，我們之前的心血就白費了……因此，除了當一個好的『教練』，一位好的指揮家必須有能力撐起一個場合，帶領一群音樂家通過演奏或歌劇的演出，當他們的支柱與靈感，不管在台上或台下。」

命定vs.努力

尤洛夫斯基對於「指揮」工作的高度期許，也反映在他的教學態度上。相較於其他人在媒體上的友善，他曾經直言：「我認為最好早點勸退那些並不適合擔任指揮的人，而不是把一個無法勝任者硬生生推向樂團，導致之後音樂的瓦解與惡評。我們知道交響樂團團員的犬儒主義有多恐怖，而我們常常忘記，導致這個情形的，常常是指揮的不專業、粗心或單純的天分不足，沾染到整體團隊。我認為，在所有其他的專業裡，是可能採用比較柔軟、人性化的方法，但指揮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的工作，即使在通識教育的立場，我還是會推薦音樂院必須開授指揮的課程。」

如此言論充分展現出尤洛夫斯基的純粹與堅毅。然而，樂壇的現實，即使連平步青雲的尤洛夫斯基，也曾經深受其苦。他直言，「當人們有意識地拒絕合作時，帶給我僵局、或刻意在工作上設下障礙。特別是當我年輕時，我很愧疚當時總是透過憤怒來處理。這些憤怒雖然是合理的，但依我來看，這些爆發卻是不可寬恕的，它們只是證明了我自己的不足與弱點。」

現在的他能夠安然度過內外在的壓力，靠的是在古典樂壇中仍然相當特殊的領域：瑜珈與冥想。當他提到初識瑜珈的經過時，充滿了宿命論般的奧秘口氣：「我深深地相信天意。就剛好在我覺得自己真正需要什麼東西時，就像我長出了觸角，只要打開任何一本書到任何一頁，都可以找到問題的解答。這或多或少發生在我身上。附帶一提，在我身上真的發生過一次或兩次，我需要的書果真的從書店裡的書櫃裡掉下來，砸在我的頭上。真的發生過！」

尤洛夫斯基廿二歲就已經結婚，廿三歲成為父親，在同一年開始繁忙的事業。他自述在廿八歲時經歷到人生第一個微型危機。就在那時，他決定要為自己做些什麼。「一本小本的，蘇聯時期的書掉在我的腿上。它是一本一九八九年或一九九○年間的著作，內容是嘗試用蘇聯的醫學來解釋瑜珈，特別是對於健康的好處，但已經有顯現出一些不尋常的知識。一開始的時候我完全自學，我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學。一直到好幾年後我在紐約遇到我第一位老師，接下來再一位，幾年後英國又一位，而他是讓我在這個領域有真正突破的人。在某個時間點我停下了，因為我需要去決定我要如何繼續下去。要成為一個修行者、生活在這世界上，特別像我們這樣的藝術工作者，是困難的。在某個階段必須要做出選擇。」雖然無法走上修行者的道路，但工作繁忙的尤洛夫斯基仍然把握清晨與就寢前冥想的習慣。更多的時候，他設法將冥想與工作結合，使用冥想的狀態來研究樂譜，甚至在表演的時候，也時常會出現出神的境界。

對瑜珈與冥想的熱愛，是否也影響到了尤洛夫斯基對音樂的詮釋，這一點他始終無正面回答。然而，這一段話，卻又相當具有個人風格地說明了最主要的效應：「當然，每天的練習對我幫助甚多，即使它乍看只是在以相當微不足道的程度發生作用。我必須要對抗自己的懶惰（這是我們在任何一種訓練時最大的敵人），但當你每天早上都實行你為自己所選擇特定練習或儀式，它效用可以持續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