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人類世」議題放在最近這十年來台灣的「後」學復興的脈絡中來思考，包括後自然、後人類、後戰爭、後數位、後媒介、後戲劇劇場……甚至是從九○○年代中葉之後迄今仍然持續發酵的後殖民，並不全然等同於八○年代末期發軔、並於九○年代達到頂峰的後現代、後結構、後馬克思、後女性主義思潮。九○年代「後」學的繁榮，隨著解嚴後台灣社會結構的調整，被引入並轉化為論述戰爭工具，多將「台灣-人」當作尚未完成的主體，尋求透過運動與論述改變社會，並確立主體性的可能性。
然而這十年來的「後」學復興，可以看成STS（科學、科技與社會）與文化研究兩股九○年代晚期興起、迄今達到成熟階段的學門匯流，正如我們看到的，沿著「技術」與「文化」兩條軸線，企圖在全球化情境下，重新思考校正「台灣-人」在世界中位置的努力。在這股潮流中，首先是「人」的問題，而不是「台灣」的問題。
《一般生態學：新的生態學典範》
General Ecology: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2017）
艾利許．賀爾（Erich Hörl） 主編
London: Bloomsbury 出版
台灣學圈所引入的這波「後」學，從技術面角度來看，是建立在數位運算能力（computation）與模控學（cybernetics）的基礎上。由於數位運算能力在上個世紀的進展，讓原本只能被預設而無法被描述的「世界（world）」，開始可以在運算的基礎上「現身」。這樣的現身最早可追溯到「大氣科學」開始能夠藉由數位運算而讓「氣象變化」具有造型性，進而成為一門「科學」的那一刻起，慢慢擴展至「生態（科）學」。基於大量運算能力之上的生態科學，不再只把「世界」當成「脈絡」，或全稱性地將世界當成沒有外部的「整體」，讓世界不具觀察的可能性，而是相反地，改以不同物種相互依賴的「生態」思維來處理互賴、轉譯、反饋、邊界、同步性等問題。在人文社會科學全面地以「生態」這樣的思維方式重新建構自身內涵的同時，到底心智生態系、情感生態系、價值生態系、感知生態系、權力生態系、資訊生態系、媒介生態系等這些生態系與（基礎-）技術條件的關係為何？艾利許．賀爾所主編的《一般生態學：新的生態學典範》這本書將運算能力與模控學視為當代生態學得以成立的技術基礎，邀請了貝爾納．史蒂格勒（Bernard Stigler）等重要的技術哲學與媒介理論家們，一起從技術基礎的角度反思不同的生態系思維。
《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明自然》
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 著
張君玫 譯
台北：群學 出版
當代生態學所謂的「生態」，因而就不是現代時期西歐甚至是美國語境下，將「自然與文化」兩者相互對舉意義下的「自然」。現代時期這樣一種被視為文化對立面的自然，是人文主義發端至現代時期得以確立，將人類當成意義創造之主體的歷史產物。唐娜．哈洛威在《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明自然》這本書裡，在科學與文化的界面上，追溯了靈長類研究、生物學、免疫學等不同的學門，如何將學門得以立基的、分類上的基礎差異，設立為「自然（nature）」，也就是先於人類經驗的世界秩序，並在這個基礎上開展科學論述的方式。透過對於科學（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對於自然與分類的假定，我們往往在接受科學推論的同時，一併內化這樣的分類架構。哈洛威認為，我們必須打開這些被視為基礎與界線設立的「自然」，拋棄人類中心、父權制與資本主義，成為模控的有機體，也就是賽伯格（cyborg），並在界線的混淆中尋求歡愉，同時對界線的建構負起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