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與二○一八年，指揮家殷巴爾兩次與北市交合作，聽眾們都還記憶猶新。二○一九年三月，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正式宣布由他接任首席指揮，並敲定在二○一九年下半年演出馬勒第八號交響曲、第二號交響曲與第四號交響曲，粉絲們歡欣鼓舞。雖然樂迷對殷巴爾的錄音，特別是與法蘭克福廣播交響樂團灌錄的馬勒全集都不陌生。但能夠讓大師長時間至本地耕耘，卻是難能可貴。在演出前，本刊特別與殷巴爾進行訪談，除了讓聽眾更了解這位碩果僅存的指揮大師，對於指揮、對於作品與對於新任務的看法。
殷巴爾（Eliahu Inbal）一九三六年出生於以色列耶路撒冷。由於納粹關係，許多優秀的歐陸音樂家逃至以色列：「我們有最傑出的老師，包括音樂史、音樂分析、作曲家、演奏者。在很年輕時，我就能擁有非常紮實的中歐傳統。這些音樂成為我的奶水、我的滋養。」如此無形的薰陶，讓他在之後接觸到布魯克納或馬勒的音樂時，一點都不覺陌生。除此之外，由於他比班上同學年紀小約兩歲，音樂成為他表達自己的途徑。十五歲時，他還是學生，卻受耶路撒冷廣播交響樂團錄用為第一小提琴演奏員，這也是他第一次接觸到馬勒的音樂。後來在以色列愛樂裡，他先後演奏到馬勒第一號、第八號與第二號交響曲，「對我來說那像是個爆炸，也可以說是革命。我當時想，這部交響曲怎麼就像是我自己所寫的。他與我的性格是如此接近。」
「你也可以說這是一種來自上天的召喚，因為我也從來沒想過要做別的。」殷巴爾人生的轉折點，是獲得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推薦與獎學金到歐洲鑽研指揮。以後續讓他在指揮生涯發光發熱的曲目來說，殷巴爾應該較屬於一般認知的德奧體系。然而他卻選擇到巴黎，進入傅雷斯提耶（Louis Fourestier）班上學習。「當時這個班上主要是法國人，只開放兩個名額給外國學生，有六十個人競爭，而我入選了！」。頂尖的學程果然沒有讓殷巴爾失望，因為他們提供學生們一個完整的樂團來訓練。「你知道，當我們學習指揮時，不能只是指揮鋼琴、四重奏等等。既然樂團是我們的樂器，我們就應該用這個樂器來練習。」
在這段時間裡，殷巴爾遇到了幾位對他影響甚深的人物。「傑利畢達克（Sergiu Celibidache）教我指揮的基本概念，還有如何分析樂譜。」「斐拉拉（Franco Ferrara）傳授給我指揮學的另一個面向：包括自發性、靈感，教我如何表達作曲家和我自己的性格。」兩位老師關注的面向不同，但都無比重要。至於改變他指揮生命的伯恩斯坦，「我學到如何去觀察指揮技巧，還有觀察如何在音樂中要怎麼做情感表達。」他還補充較少在其他訪問中提及的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他是個相當審美的人，他所做的任何事，都可以理解為從這個觀點出發。從他身上，我發現很有趣的事情，去看一位偉大的指揮家如何抱持單一的觀點，卻能將每一件事情通過這個觀點來實現。當然，每個人的觀點也不同，但看他們如何實現各自的觀點，是很重要的學習。」
不同的作曲家，需要有不同理解方式
已然成為大師的殷巴爾，在學習與演奏的過程中，也開發出屬於自己的觀點。提到他最擅長的馬勒，他不意外地引用馬勒的名言，將交響曲視為一個世界、一個宇宙。他進一步闡釋：「他的每部交響曲都包含了所有人類的情感、所有人類的希望、所有人類的恐懼，所有人類對於顯聖的渴望、在生命末端對宗教的體悟。」然而，對於馬勒的感悟要如何轉化為音樂？殷巴爾相當坦率地說：「我想，不只是馬勒，每個作曲家的音樂都需要一種特殊的詮釋方式，馬勒尤其是！就像我說的，馬勒的音樂裡面什麼都有，有諷刺、揶揄、希望、恐懼、魔鬼、天使、現世、來生……但不是每位詮釋者都有這種敏感度。比方說，有些詮釋者並無法了解馬勒在使用『粗野』（vulgarity）的時刻……我聽過有些指揮家他們不了解這一點，他們真不應該指揮馬勒（笑）。」指揮馬勒所關鍵的「敏感度」，卻不見得與文化背景有關。殷巴爾舉幾位德奧巨擘為例：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曾指揮過馬勒的藝術歌曲、貝姆（Karl Böhm）也許也有，但是他們都並沒有演奏過馬勒最主要的作品，即他的交響曲。「他們無法了解！」「薩瓦利希（Wolfgang Sawallisch）就曾經跟我說：『我無法了解馬勒的音樂。」還有他私交甚篤的義大利指揮家朱里尼（Carlo Maria Giulini）曾灌錄過好幾首馬勒的交響曲，但「他告訴我，他無法了解馬六、馬七。」即使至今，馬勒作品成為樂壇寵兒，「現今有許多指揮家，你可以清楚聽到他們並不了解這些馬勒，他們只是在指揮馬勒。」
由此出發，殷巴爾細緻地闡釋了一個相當特殊的思考角度。「基本上，作曲家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客觀的作曲家，他們當然也譜寫生命、譜寫感情，但是會隔一段距離的。大部分的古典時期、某些浪漫時期的作曲家都是這一類。」「另一種則是較『個人』的作曲家，由白遼士開始，李斯特、華格納有某些作品也是，最後到了馬勒和蕭斯塔可維奇。」「他們在音樂中受苦、盼望、從音樂中渴求希望。」「馬勒是個很『個人』的作曲家，他譜寫自己的人生，蕭斯塔可維奇也是。因此我總是在蕭斯塔可維奇的作品裡聽到恐懼、希望，跟馬勒的音樂很像。」
殷巴爾一再強調，不同的作曲家，需要有不同理解方式。對於同樣擅長的布魯克納，他也有專屬的溝通途徑。「為什麼布魯克納對某些人難以接近。馬勒最知名傳記的作者葛朗吉（Henri-Louis de la Grange）就曾跟我說過，他不了解布魯克納。為什麼？因為布魯克納從另一種音樂而來。」相較於正統的「動機發展」式作曲家，「有些作曲家是比較『冥想』式的，比較從靈魂出發的。像是白遼士的「固定樂思」，不是靠動機，而是一整段旋律持續、反覆，代表一種心智的、靈魂的狀態。或許其中也有動機構築，但是主要的東西是一種對靈魂狀態的表達。布魯克納，特別是晚期交響曲，也是一樣的……斯特拉溫斯基和梅湘也屬於這一類作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