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無法進劇場看演出的當下，許多創作者與團隊選擇將過往錄影開放觀賞，或舉辦新作線上直播，除針對當下觀眾進行宣傳並維持疫情後的消費意願外，表演藝術影像其實一直面對著另一群存在於未來的觀眾：「研究者」，這廣義地包含了所有想要了解表演藝術脈絡的觀眾群。而現行的表演藝術記錄方式，其實難以滿足未來觀眾的需求，透過新科技如VR的介入，則能保留更清晰的「表演」細節。透過對不同技術的探索，不只是開發新的可能性，也是在反思過往表演藝術所習慣使用的記錄媒材，如何形塑人們對「真實」、「表演」的想像與認知。
二○二○年一開春，武漢肺炎疫情便肆虐全球。當演出紛紛取消，表演藝術一直引以為傲的「現場性」，開始被迫面臨巨大挑戰。許多表演藝術場館、團體與創作者，無論是為了留住觀眾，或是繼續爭取未來國際巡演機會，紛紛將過往演出的錄影上傳、舉辦新作的線上直播，希望在全球被迫暫停的此刻，繼續維持曝光度與運轉動能。
「把演出錄下來、線上播出」，是疫情爆發後的數個月中，最常見且直觀的應變做法。然而，除了針對當下的觀眾進行宣傳，並維持疫情後的消費意願外，表演藝術影像，其實一直面對著另一群存在於未來的觀眾：「研究者」。所謂的「研究」，並不局限在狹義的學術領域，也廣義地包含了想要了解表演藝術脈絡的觀眾群，例如相關工作者、資深觀眾等等。這群觀眾觀看演出的時間，可能已經在首演的十年、廿年或甚至更久之後，於是，演出發生的當下，到底為了什麼記錄、記錄了什麼、怎麼記錄，便會形成未來的這群觀眾，所能接觸、理解過往演出的重要媒介。這群觀眾或許不在文化消費的立即性考量裡，卻是表演藝術能否在一個社會中持續深化的重要能量。
記錄演出的三種方式
數位藝術基金會藝術總監王柏偉，便以自身作為研究者的經驗，回顧在尋找過往演出的資料時，常遇到的三種記錄方式：首先，是資訊型的資料庫，此類資料庫通常只處理節目單上會出現的基本資訊（例如製作名單）與影片格式，對於需要大量回顧片段的專業工作者來說，這種說明書式的資訊並不好用：「例如我今天想要搜尋在某個戲曲作品裡有舞踏，我沒有辦法在資料庫上搜尋，只能大海撈針、一部一部影片看，很浪費時間。」因此，縱然有再多完整錄製的演出影像，但若沒有針對使用者友善的資料庫建制與搜尋系統設計，這些影像依然會散落在茫茫的資訊海中，而無法協助未來的觀眾建構出對表演的知識系統。
第二，是表演團體內部的錄影。王柏偉提到，由於台灣表演藝術資料庫建制並不完善，很多作品在資料庫中找不到，得向創作端詢問、調閱影像資料。然而，在過程中，時常會面臨到創作者的拒絕與抗議，主要是因為其錄影通常是為了創作上的修正，或是結案與申請補助，而不是為了公開，於是，會願意讓人調閱影像的創作者並不多。此外，「現場性」與「公開影像」時常被視為兩項互斥的因子，彷彿公開了演出影像，就會降低觀眾進劇場的意願，這也是研究者試圖取得演出錄像時會面臨的困難所在。
第三，是表演藝術評論。王柏偉認為，由於現今的評論常被期待要快速地回應作品，這讓評論不太有機會處理較為複雜的問題，對於作品的討論也沒有足夠時間發酵，這便讓評論所記錄下來的內容，通常較為片段且淺薄，而評論人與讀者也沒有什麼機會再次透過影像，重新校正自己對演出的記憶。另外，評論跟作品之間的關係，時常受到評論人所處的時空所影響：例如九○年代末的評論，便受到後現代與台灣主體性等思潮影響，時常出現「台灣的身體」、「後現代的風格」等字句，然而，不同年代針對同一個作品，可能會出現完全不同的談法，這些迥異的論述，更多時候是反應評論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狀態，而不是作品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