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拍攝時看著銀幕的臉，會讓我一直想要拍下去，似乎在等待一個什麼「契機」。

─洪鈞元

洪鈞元的創作，以一個敘事為基礎，向左右展開。在此之外，又投影了另一個敘事，依此類推，像幾張蜘蛛網、幾張臉，彼此並存、疊影。

可是，影像後面所要傳達的某種意志，那些「溢出」的東西，往往還是首先吸引人的地方。對我而言，閱讀洪鈞元在的台南甘樂阿舍所展出的《你是哪裡人—1981》及《你是哪裡人—1990》，乃至於創作者近期補充完成的《你是哪裡人—2020》，投影的薄膜上總是有一種化不開的濃郁，令人一時難以解開。而爬滿在影像周圍的，創作者在經歷創傷經驗（父母衝突、離異），那些無法停止的幽暗、無形的東西是什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再者，什麼是「契機」？

憂鬱作為一種「觀看方式」

面對這個既溢出於影像之外，卻又是影像根源的鬱感，我嘗試先從另一個可能不存在於創作理論裡，而是從心理領域裡，關於憂鬱作為一種「觀看方式」的討論作為起點：

作為一種觀看方式，憂鬱不只是主體掌握對象與構成概念的一個模式，不只是一個無創造力的模型架子，而是某種我們只能在「主體的符號下」才能談論的東西。我們只能透過這位孤立的思考者的種種玄思的探索來談論憂鬱。如果憂鬱的主體「生產」了憂鬱的客體，那麼那些客體自身也構成了一個世界，一個玄思對象的領域，而這些對象又回過頭來構成了憂鬱的觀看方式。

——麥克斯．潘斯基（Max Pensky），〈憂鬱的辯證：序〉，《憂鬱的文化政治》

 我認為鈞元的創作或許還蠻貼近上述的描述，也就是憂鬱首先就是一種長期的內在觀看。憂鬱需要身分認同，而且是需要破裂（殘缺）的身分認同。它不只存在於某個固定的地方，而毋寧說是一種無止盡、無法阻止的內在投影，好像我們每個人體內都內建了一台小投影機一般。在此之前，錄像（作品）已經填充於創作者內在的各個角落裡，一如潘斯基所說的「憂鬱的客體」、「玄思」，內在觀看是一種以靈視來維持自己，形成某種「生靈造物」（creaturely）。內在的憂鬱客體最終用這樣的方式，不斷地侵擾那被拖延構成的主體，生命就是這樣的對辯之下持續著。

如果我們回到創作，那麼這大抵上就是關於憂鬱的書寫，或者書寫的憂鬱。雖然無法輕率地說創作者就是憂鬱者，但在觀看鈞元寧靜、聲量細微，有時近乎長鏡頭的創作裡，憂鬱早先以客體的方式蟄伏在生命中，這點應該是確定的。也因此，錄像以一種相當明確的，由內翻轉出來的東西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也因此會覺得有一種輕微的「私闖」感，好像不小心跨進了別人過度深入的世界，為此而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但我也覺得，正是在這種創作者直接坦蕩地處理自己對於家庭變故的缺憾，我們會容易因此碰觸到許許多多屬於我們自身記憶中，若合符節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