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Q：從你的個人經驗來看，疫情為表演藝術帶來何種徹底且長遠的影響？

A：疫情一開始的衝擊，當然是實體展演變得不可行，但後來隨著線上會議等技術快速發展，我們也就這樣適應了。以我自己經驗來看，那幾年其實也完成蠻多計畫。我參與的計畫大都是獨立進行，不屬於任何機構，所能支配的資源也較少；但在疫情之下，所有人面臨的狀況都是一樣的，大家都必須接受展演空間從實體到線上的轉變。眾人有了這樣的需求，技術也因此迅速到位，反而讓我們得以用較少資源，節省旅費、場租與人事費，依然能實踐同樣的美學與創作理念。

國際連結也藉由虛擬空間消除距離，反而能夠更頻繁見面。比如去年我參與MoCA TAIPEI（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覽《非遊記》，在兩年前剛開始進行時，原設定讓台灣藝術家去泰國、泰國藝術家來台灣做田野，因為疫情而無法成行，所有討論與研究必須轉戰網路進行，包括資料存取與交換，也都要匯集在線上共同空間，所有東西也得轉換為數位檔案。這兩年間，台灣團隊和泰國策展人固定每兩週進行一次工作坊討論；相較過去為了配合大家行程，往往都是一週之內密集完成工作，長期而規律的見面似乎產生另一種更徹底的成效。此外，我們也更能關注當下發生的即時事件。比如那兩年剛好是泰國學運最蓬勃發展時，很多當下事件都能透過線上會議傳遞交流。我覺得這樣的遠距工作，的確是可以好好發展的。

Q：疫情期間出現的這些契機，有什麼是在疫後時代還延續的嗎？

A：現在似乎更常把這兩種方式結合，這次兩廳院的ACPC製作人工作坊也是如此，前期先和製作人、其他導師們開會討論，等到見面時已有一定溝通與共識。我們已經非常擅長運用網路溝通的工具，很多時候可以不用等到現場見面才從零開始；但當然實體見面也有自己的優勢，「現場」是不能被取代的。

疫情期間我們也做過跨兩地的音樂節現場演出，和泰國東北部的某間大學合作，在當地現場演出（無觀眾），跨國直播，除了台灣、泰國的觀眾，還吸引了柏林、加拿大的觀眾跨時區線上觀看。很有趣的是，過往我們音樂節的觀眾有地理距離的限制，那次反而因為結合線上展演，可以吸引到更多元的觀眾。不過在疫情後，要繼續吸引跨國觀眾線上觀賞，似乎還需要發展出另一套售票機制。

除此之外，疫情之後節目似乎都塞車了，不只表演藝術，還有紀錄片、電影。某方面而言台灣觀眾真的很幸運，但對策展人、製作人來說就有點辛苦了。我想台灣整體觀眾基數還是不夠，這是我們可以努力的地方，比如用低票價吸引年輕觀眾等。

Q：就你個人觀察而言，表演藝術在當代亞洲面臨的最大挑戰為何？

A：我沒辦法代表全亞洲，倒是從ACPC製作人工作坊的提案來看（來自日本最多，另外還有韓國、泰國、新加坡與台灣），大家還是多傾向關注資金問題。這在台灣當然也是如此。但每個國家因為文化政策、政治情勢不同，面對的困難也不一樣，比如東南亞國家在煩惱資金之際，也得應對審查制度（censorship）的挑戰。這兩者之間是很有關聯的，什麼話能說、不能說，也牽涉到能不能獲得國家資源支持——至少我在泰國的經驗是如此，不過泰國藝術家也有部分資源來自外使館、國際基金會、NGO組織等。這和台灣的情況比較不一樣。

Q：你對年輕製作人、策展人有什麼建議，以幫助他們面對快速改變的社會與創作生態？

A：製作人、策展人面對的工作其實不太一樣，從我的策展人經驗分享，不管外在世界怎麼改變，我認為紮實的田野工作、前期基礎研究，始終都是非常必要的；另一關鍵則是要轉譯你所取得的研究資料與知識。我其實也一直在學習。

至於現在時代最大的變動挑戰，應該會是網路與數位科技。其實我沒有社交媒體，我認為這會阻礙思考的連貫性；但身為策展人，需要很多時間組織想法，藉由藝術表現思想。相較於網路取得的破碎資訊（即便的確很便利），閱讀反而才是更重要的訓練。

最後，我想交朋友也很重要。我很幸運能有許多來自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朋友，能就思想與知識相互刺激。這也是難以被社群媒體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