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Q：從你的個人經驗來看，疫情為表演藝術帶來何種徹底且長遠的影響？無論國際或在地，正面或負面。

A：過去我們談的多半是國際關係，但疫情讓我們把視線轉向「全球」與「在地」之間關係。當邊境封鎖，我們不再能帶著自己的藝術家出國、或是邀請海外藝術家過來，也就只能關上門看看這裡還有誰。會不會有什麼優秀的創作者，就在100公尺外的地方？這對我們雙方，都可以是很好的機會。此外，這其實是全球現象，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美國、法國或是台灣，「在地」都愈來愈受重視。這是疫情帶來的正面影響之一。我認為這件事很重要，在地社群不再覺得自外於國際。

至於負面影響，就我感受到的而言，是疫情期間造成的經濟衝擊，讓不少創作者開始陷入生存焦慮，較以往更不願意冒險。我想這應該也是另一種全球現象。此外，疫情期間全世界都陷入了某種道德危機，伴隨而來的是被搬上檯面的種族、性別與貧窮議題。我認為這也是件好事，讓我們能停下腳步，重新省思這一切，思考身而為人的意義。

但我真正擔憂的是，現在似乎有種傾向，讓藝術所傳遞的訊息，大過了「藝術」本身。我相信真正偉大的藝術家，他們的創作也會潛意識傳遞著關於其時代之訊息，談論關於邊緣、不公或忽視等議題。但他們並不是直接了當說出口。比如阿喀郎．汗的《異鄉人》（Xenos），用戰爭述說士兵在哪裡都沒有歸屬感的故事；又或如碧娜．鮑許（Pina Bausch）總是關注人與人關係的暴力與張力，但同樣是透過另一個敘事主題來表現。我想說的是，現在我們似乎被「想要讓社會變好」的需求與企圖帶著走，藝術創作則成了社會議題的傳聲筒，而不再如過往能以其曖昧不明的表現，帶出種種微妙的衝突與反思、挑釁與質疑。藝術，難道不該是要賦予我們不一樣的眼光嗎？現在卻只是重述你我已經知道的事情。我認為這是很危險的。

Q：就你看來，表演藝術今日面臨的最大挑戰為何？ 

A：現在這個時代充滿太多令人分心的事物了，我們在劇場必須重新創造「儀式」體驗，讓去看戲、接觸藝術成為一種儀式。另外，我們也需要學習如何辨識出那些真正有才華的創作者，讓提供資源者敞開心胸，賦予他們完全的創作空間。我們在「民主」信念下，傾向讓人人都分到一小塊麵包；但有時候，我們就是需要給某些人更大塊的麵包。假以時日，他們會帶給我們更多——我們所能做的便是好好照料、耐心等候這一切發生。

Q：今日亞洲的年輕製作人需要具備什麼能力？你給他們的建議會是什麼？

A：我想有些情況應該全球皆然，所以我就不特別針對亞洲製作人來說。我認為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我們必須要讓製作人更能展現他們的創造力，而不單純只是為他人創作服務而已（這往往是現在的情況）。我們甚至不該用「創意製作人」來稱呼，因為「製作人」這詞本身就涵蓋了「創造」層面。製作人必須要有遠見、敢於冒險、有自我意識、明白意圖，知道該往哪裡去、為什麼要往那裡去，更要知道該放棄什麼。你知道嗎？「做決定」在拉丁文意味著「放棄」。當你想要某件事時，你必須要放棄其他的東西。你不可能什麼都要有。所以製作人也必須要有足夠的智慧，幫助你正確判斷。

美國詩人馬雅．安傑洛（Maya Angelou）曾說過「人類最首要的美德是勇氣」。你一旦有了勇氣，其他美德便會接連出現。所以我會說勇氣和視野很重要，你不該被眼前的需求所限制。和聰明的人一起工作，別把自己當作團隊裡最聰明的人。聰明的人，會激發你的聰明才智。還有要有耐心。

Q：但有時製作人能否展現這些能力，是否也受限於藝術生態與創作環境？

A：沒錯，但製作人不該等環境「準備好」。製作人才應該是預備自己以啟動改變的人，必須自己勇敢跨出那一步。我還記得我第一次遇見阿喀郎時，我剛從舞者的身分退下來，小孩也才6個月大，而他只是個負債的學生。但我當下跟從直覺，賣掉房子投資他的舞蹈事業。因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未來」。如果當年我被動地等待環境改變，那麼現在也不會有這樣的阿喀郎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