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黄自在近代中国音乐的地位是确定而又模糊的。他不是中国新音乐之父（因为他的前人已经不少）；更不是集大成者（他短短的创作生命，也不曾写出什么堪称伟大的作品）。他即不是一个好演奏家，也没有完整有份量的著作。他三十四岁修得文学士后，才转耶鲁大学主修音乐，在今日看来，只能算半路出家。一九二九年返国到一九三八年去世，从事音乐工作不到十年，我们却可以说他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

联系前后的关键音乐家

今天我们时时纪念他、演唱他的歌曲；但是似乎很少想过，他到底重要在哪里？我常联想到另一位「什么都不是」的胡适之先生。学者们说这位先生不是文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不是哲学家、不是科学家、不是政治家，甚至没写过完整作品；但是我们却也都知道对促成现代中国而言，他的地位无可磨灭。同样，黄自音乐作品确实未臻成熟，但是他尝试的新方向、思想与风格，对后世产生长久的影响。他把一种理论、一种可能性付诸实现，并蔚成风气，塑造成一种文化。他们的重要性在位于历史的关键点上，朝前朝后就什么都不是。套句佛家的话来说，他们既非「因」、亦非「果」，而是关系前后的「缘」。

新音乐的起源期

西方文明的火车头是自然科学，促成产业革命与旧体制的瓦解；中国的现代化冲击则来自政治和军事。所以观察中国近代音乐的三个起源──宗教音乐（传教士和太平天国）、军乐（袁世凯）、学堂乐歌，其形成并非透过自然演进，而是出乎实际需求，与传统音乐没有关联。

基督教音乐和军乐引进了基础西方音乐槪念，真正由国人自觉创作的应是「学堂乐歌」。中国现代化是为时势所逼，自强运动开启洋务，百日维新把改革推到全面，尤其是学术教育，新式学堂乃成新文化的摇篮。

知识份子如梁启超、曾志忞，是大力鼓吹新音乐教育的先锋，后者甚至激进的认为：中国音乐「无物可改良，非大破坏不可。」时势所趋，各地学堂纷纷以粗浅的乐理写作歌谣，不过大部份还是拿列强（如日、德）歌曲来塡词，谈不上有深度的创作。乐歌在民主革命过程发挥不小功能，但在音乐上只象征中国接受西方乐理的可能性，至于进一步创作、普及、提升、走出新路、乃至成为文化，则尙待契机。直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才使新音乐前途柳暗花明。

从五四运动到蔡元培

近代中国文化的里程碑五四运动，可说是全面反传统的思潮。前后约十年间，至少产生两种影响：一、西化运动，二、社会主义思想抬头。这两种风气都有利促成一种新的、西化的、广为大众接受的新音乐。其中「新文学运动」大将蔡元培提供了最有力的具体支持。

从蔡元培到萧友梅

一九一六年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音乐团」，一年后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在他的推动下，改组为「北京大学音乐硏究会」，进行有计划的课程、音乐会、以及发行杂志。一九二○年萧友梅学成归国，旅即被蔡元培网罗。

萧友梅于维新运动时期即进入广东「时敏学堂」，接受新教育，留学日本期间认识孙中山、廖仲恺、李叔同等，思想受影响颇巨。后于德国莱比锡音乐院求学，被认为是当时新音乐的第一人。一九二二年他建议把硏究会改制为「音乐传习所」，乃成为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一九二七年传习所遭奉系军阀刘哲解散，萧氏流亡上海。

从萧友梅到黄自

所幸不久后北伐完成，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萧成立了著名的「国立上海音专」。萧本人学识丰富，但是音乐魅力表现平平，有人形容听过萧的作品后「很难相信此人在艺术歌曲之鄕德国待过」。不管白话文、白话诗，抑或是新音乐，若没有实例证明其优越性和功能，终将成为徒劳的实验。所幸，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适时回国，为新音乐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气象。他就是黄自，音专未来的教务主任。

良好的出身

以当年中国的实况来说，黄自的出身已经很「孟德尔颂」了。父亲黄培洪是维新派知识份子，曾在地方政治（县参议副议长）、经济（毛巾厂老板）圈活跃。母亲陆梅先是文学家，辛丑和约后，曾发愤开办「开群女校」。黄自从小就在良好的家教中成长，熟习诗词音乐，对历史、哲学、美术也别有心得。中学时在北京淸华学校担任乐队单簧管手，一九二三年学校音乐会上，学钢琴不过一年的黄自，居然就上台演奏巴德雷夫斯基等人的作品。

一九二四年毕业后，黄自以公费留学到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主修心理。毕业后因修习年限未到，转到耶鲁大学音乐学院专攻理论作曲，一九二九年六月发表毕业作品管弦序曲《怀旧》（这首作品据闻是为纪念女同学胡永馥所作，号称中国第一首管弦乐作品），由校长大卫史坦利指挥新哈文交响乐团首演。演出后大受好评，并因此获得一笔旅欧的奖学金。

身兼数职

黄自应萧友梅之邀回到上海音专后，可说百废待兴。以作曲组来说，除校长萧友梅外，只有黄自一个人。他一个人就开了十几门课，除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处理教务主任的诸多事务。黄自身材不高温文儒雅，总穿一袭深色西装，戴一付黑色眼镜。他上课以亲切仔细出名，与学生谈话都用谦虚讨论的态度受到学生的爱戴。学校正式课程之外，他也参与、协助各类音乐活动，是位积极参与社会的音乐家。

九一八事变，黄自亲率学生至浦东宣传抗日，同年写下抗日歌曲中最具份量的〈抗敌歌〉。接著代表作品相继问世：〈旗正飘飘〉、淸唱剧〈长恨歌〉、〈思鄕〉、〈玫瑰三愿〉……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黄自创立当时中国唯一国产的管弦乐团（上海工部局乐团是外国人所办），第一首排练曲目正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件爆发，上海沦陷，黄自因诸多原因不及离开上海。没想到次年突然罹患伤寒，于五月九日逝世，死前一天晚上，留下一句「你（指夫人汪颐年）请医生快来吧，我不能就此死去，我还有半部音乐史还没有写完！」的名言。

黄自以教育为己志，同时也尝试中国音乐的前途。他的论述不多，但是观点很明确：

一、「民族化、现代化」

代表言论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廿一日「上海晨报」刊登的「怎样才可以产生吾国民族音乐？」他说：「把西洋音乐整个搬过来墨守旧法，都是自杀政策。……至于闭关自守，只在旧乐里翻筋斗，那么我们祖宗一、二千年以来也翻够了。……我们现在所要的是学西洋的音乐的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硏究和整理我国的音乐与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

这种「民族化、现代化」的方向，可说就是数十年来中国音乐家努力的方向。各门各派尽管做法南辕北辙，大多逾越不了这种思想框架。

二、历史眼光

黄自说：「一个时代的艺术，就是表示一个时代的生活……我们欣赏艺术作品要有历史眼光。」（西洋音乐进化史的鸟览）。由于时局环境影响，当时音乐颇重实用性。所以黄自作品的另一特色，就是追求真实、社会、通俗，以及对生活文化的反映。诚朴无饰的风格，使作品可以深入社会，引起广大深远的共鸣。

黄自的历史位置

回顾黄自在历史的位置，正値中国接触西方乐理基础后，摸索新路的转捩点。黄自作品的魅力，对同侪、学生的影响，无疑对新音乐的导向有左右能力。但若因此说新音乐的章法是黄自制定，也是不正确的，就像白话文运动不可能由胡适一人促成一般。我想，黄自之于新音乐可以如此定位：

一、由于黄自在上海音专的地位，他比同时其他音乐工作者更引人注意，言论更具有代表性、影响力。

二、黄自作品的价値，在他能创造一种文化。现代许多音乐家，虽有优渥的环境作后盾，但是影响停留在一个小格局。学术作品可以学而致之，文化的形成则属于艺术领域，是无可解释的事了。所以今人认识黄自应于历史背景著手，想从其作品中格出什么道理将会徒劳无功。

三、他的作品就像胡适的《尝试集》一样，「典型」的意义可能重些。真正深刻、严谨的作品，恐怕还是出自他的同辈或学生。但是有了一种新音乐的典型，他人创作有了可依循的方向，整体风气受到鼓励；向下影响国共两区后进音乐家，横向影响流行音乐、民族音乐改良。虽然値得回顾的黄自音乐寥寥可数，但是放眼今日中国乐坛，仍无处不黄自。

 

文字｜杨忠衡 《音乐论坛》前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