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时期的戏剧活动是不应被这个社会割舍的，它的许多经验足供现代人深省。当时的社会价値体系被现实政治支解的过程，更是台湾史上最应记取的经验。
戏剧演出是社会传播系统中最有力量的一环，其演出的形式与性质每与社会型态与特质息息相关，邱坤良所著《日治时期台湾戏剧之硏究》一书，即就社会传播行动的目的与功能性，分析此一时期台湾戏剧活动的社会性，并厘淸此一台湾社会史上最开放、最热闹的活动之所以常遭统治者及文人阶层负面评价的原因。在这一部阐释台湾社会史及台湾戏剧史的实体的大著中，作者以台湾戏剧传统及其民间基础为本体，这一本体，历经日治时期日本殖民政策的宽容、台湾民族运动者的否定，以及日本在台实施皇民化运动所造成的压制，衍化为台湾社会的戏剧现象，体现了台湾社会变迁与戏剧发展的相关性：
「在日本据台之初，台湾戏剧传统得以维持，由于台湾都市化逐渐形成，社会经济活动热络，风月场所的戏剧及商业剧场随之而兴，刺激了各地的戏剧活动，台湾戏剧进入鼎盛时期，但传统的剧场型式、戏剧情节及表演体系为当时知识份子所不满，希望以新的戏剧型式取而代之，因而有新剧运动的产生。」（见邱著页十）
这一历史实体的认识与形成，主观方面端赖于著者所把握到的价値观与方法论；客观方面则国内外的学术系统与环境气候亦为其必备条件。前者可以看出著者敏锐的历史直觉与严密的思辨训练，后者则促成了此一历史实体羽体丰全地呈现给世人。
来自民间的价値观自觉
对日治时期台湾民间传统戏剧的接触，邱教授当年因在大学教「地方戏剧」，而有机会带学生参与北管子弟戏实地演出，如「灵安社」的北管戏曲活动，文化学院戏剧系国剧组的学生加入硏习演出，是他认识许多前辈（走过这个时期的地方父老、艺人、耆宿）的机缘，他对「日本时代」的态度也为之一转，因为其所认识的许多前辈，敍述他们的「日本时代」是十分严肃的，老艺人都有「日本时代」的演戏经验，他从所接触的人物、资料中，直觉感到：
「日治时期的戏剧活动是不应被这个社会割舍的，它的许多经验足供现代人深省。以今日视之，当时的台湾，毋宁是一个充满生气、热情的社会，但在政治、文化认同上又极其分歧、矛盾……价値体系被现实政治支解的过程，事实上这是台湾史上最应记取的经验，尤其是二十年来台湾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更有必要回头再看看这个时代。」（见邱著自序，页七）
当然，这一价値观的自觉与醒察并非轻易得来，而是长期实地参与台湾民俗曲艺活动，亲炙老艺人与耆旧的心得，也是他积累田野材料的最重要的资源。后来，他参与施合郑基金会所办的《民俗曲艺》，并引介日本田仲一成论中国地方戏剧之构造的论著，此应为邱著方法论的渊源，唯「以剧团作为讨论的核心」使他的社会史角度的方法论较前者更具现实的生命感；尤其是子弟戏的演出经验，是他将戏剧文献与耆旧记忆「还原」到日治时期台湾史实体的依据，这种敏锐的历史直觉与缜密的文献考证互为表里，加上长期积学深厚，故能优游自得，成就一家之言。
硏究的机缘
台湾民间戏曲活动一直是邱坤良历史硏究的主线。由于民间戏曲里的仪式性，使他与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硏究所所长施博尔（K. M. Schipper）结缘甚深。施氏为硏究中国道教科仪名家，邱教授因此赴法进修，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剧场的仪式观》。记得他还写了一篇〈巴黎传道〉，文中说到在施氏的「道教科仪」课程中，讲授道教的一些醮法科仪：
「施博尔利用田野搜集的道场科法，与道藏资料印证讲解，连说带唱，几乎能把目前台湾做一次大醮的全部过程，悉数搬演。」（联合副刊，民国七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当时他在课堂上看到二十几位来自各国的男女学生埋头猛抄「度仪」、「黄箓」的笔记，觉得又好笑又佩服，后来却发现他们并非仅是好奇凑热闹，而是个个兴趣十足，有的还步施氏后尘来台湾学道。由此渊源可以看出，邱教授之能解厘淸民间戏曲里的宗教性，在田野搜集的经验累积与分析训练方面，在台湾功力最深厚的自是非他莫属。
民国七十五年，邱教授自法返国，任教国立艺术学院，并主持传统艺术硏究中心。此际台湾硏究风气渐开，在日治时期戏剧硏究方面，如杨炤浓、钟政莹、黄国书、陈挚涵之硕士、学士论文，间有人出，唯所涉猎者，皆只是「新剧」的范围，少有从民间的戏剧传统作论述基础者。而邱教授能完成兼顾新旧剧硏究的大著，其另一机缘则来自一九八九年美国柏克莱大学的一项有关大众文化的硏究计划。那时，他以日治时期的台湾戏剧活动作为论文，应邀参与上述计划，得以利用馆藏的台湾资料，并参加每周的讨论会，最后在结束前宣读其论文。后来邱教授即以此论文为基础，重新检阅材料、访问艺人及新剧人士，终于完成了此部《日治时期台湾戏剧之硏究》大著。
前述的硏究机缘有一点値得强调，那就是自一九七八年柏克（Peter Burke）的《近代早期欧洲的民间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1978）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英、法、美史学家最注重的论题「两个文化」──菁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
他们从十八世纪赫德的观念为出发点，认为一切创造性的文化都起源于下层人民。但所谓「民间文化」并不完全属于下层人民。而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又存在著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经过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参见余英时〈文化危机与趣味取向〉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民国七十五年元月一日）。前引柏克论民间文化的专书，其中即大量讨论了自义大利即兴喜剧衍化出来的民间戏剧活动，这也是与社会学家甘斯在〈民间文化与高雅文化〉中讨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价値问题息息相通的。而邱教授在长期濡浸实地体会中所把握到的历史实体价値观，可说与之有殊途同归之处，无怪前述硏究计划人会特邀他参与，并促成了此书的完成。
细说旧剧与新剧
依据邱教授的比较评论，日治时期台湾出现两种新的戏剧──歌仔戏与新剧（文化剧），这两种戏剧产生的时间大约相同，但发展则迥异：
「仅仅数年之间，歌仔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台湾剧种，而它初兴时是被当时推动社会、文化运动者视为洪水猛兽的，他们认为歌仔戏是日本统治阶级作为麻醉人心、打击新剧运动的工具，翻开《台湾民报》，有关歌仔戏及其他『旧剧』的报导几乎无一句好话。『旧剧』到底有何罪？是统治者的工具吗？它在民间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何为当时的社会菁英所不容？而这些勇敢的新剧运动者在殖民强权统治时期，而对各种政治势力的纵横捭阖，虽常被压抑、湮灭，却仍然前仆后继，生生不息，何以在战后，他们的戏剧经验反而从此中断，未能在现实戏剧环境中延续，他们的戏剧生命果真就如台湾『新剧第一人』张维贤所说的『孤魂』一样──就是生前孤独，死后仍无倚靠的可怜灵魂吗？」（邱著自序，页九）
本书副题为「旧剧与新剧」，邱教授在自序中所作的一连串的质疑，其实是感槪很深的；在他还原式地阐释了这一时期的台湾戏剧经验之后；我们不禁也想问问歌仔戏在今日仍旧活力充沛，且不乏有志人士在现代剧场与电视上赋予其新生命，邱教授最后的问题，在他的大著中是提出了解答，而在国内当前经营已久的戏剧运动中，拥有价値自觉而能为台湾戏剧雕龙者，又当如何自许呢？
文字｜林国源 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