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这是「天打那实验体」在《哈姆雷特机器》剧中的部分口白。五月末的夜里，我自实验剧场走出，脑中不断回旋这几句话。不可否认地，在两小时前刚开演时我曾被紧凑的节奏、大量的空间装置以及如诗的对白所吸引，但当我走出墓堂般的巨大建筑外，迎接富丽堂皇的静穆，而眼光落在六年国建工地中正在焊接的外籍劳工时，某种激情开始崩解，此时，年轻的观众群也经过我身旁各自散去。我不禁想：剧团团员卖力演出，以及观众两小时的屛气凝神，这些行为到底带来什么？

「去中心的整合」力有未逮

在《哈》剧的节目单上，天打那明确地标示了他们的演出宗旨：一是打破「中心」，也就是传统线性思考的架构，透过剪接、拼合等手法，使「意义」可自观众的自我诠释中不断衍生；一是朝「整合艺术」迈进，意即企图将剧场空间所有的元素，如剧本、演员、装置等「提升至一个比平起平坐还要高的位置」。但以后者而言，装置仍然居于配角；而表演者一出场即可猜出其生长背景的靑涩，虚置的身体动作让人无法认同，显然并没有发挥创作者苦心安排后的效果。然而，笔者认为最大的缺憾仍在于前者，也就是内容处理的问题。

也许是遵循标举的宗旨，《哈》剧的指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历史记忆、社会议题、个人语汇等，借由多种媒体的同时进行，如万花筒般并置穿揷于剧中，但最主要的仍在于「知识份子」、「政治」、「革命与暴力」等几个议题。军队校阅、民众游行等被录成影像投射在舞台后方悬吊的灰白之城上，国王、凶手、娼妇、知识份子、工人、野心家、军队、幽灵等交换彼此的角色并轮番占领舞台，高耸的可口可乐、自城墙中飞出的怪物、黑色棺木前的失踪儿童照片等等在声光中静默，在「肉体渴望与肉体为伴」的台词中，执政者堆满笑容的面庞屡屡浮现在苍白的城市上。最后，当思考过多的脑袋在空中摆荡，「大便」、「黑暗」、「死」、「杀」、「呕吐」等字眼狂暴地充斥在密闭空间里，至此观众被带进无穷的否定与虚无里，在起雾的城市前，历史与真实被荒凉湮灭。

玩弄现实，钻进虚无

这里呈现了许多艺文工作者早已习惯的逻辑──在嘲笑历史与现实后，钻进虚无的「境地」里，自我发问与自我解答连成一个圈圈，找不到空隙进出，一方面符合一般「艺术反映社会」的思考模式，一方面又在槪括的史观中将其中的复杂性一笔勾消。

这几年，政治性议题不断地被文艺工作者纳入创作内容中，但漫无观点、匆促拼凑片断事件，就如同在「合法」的年表中截取熟悉的事件名词拼凑起来一般，看来虽丰富，却如浮光掠影，没有重量，无法与现实连接，只以为出海口的澎湃可以代表整条河流的精神，却不知河流在高山到海口间的种种面貌才是最难浓缩而又影响最深的主体。将社会事件无脉络地截取，当然比将真实世界中的酸甜苦辣转换凝炼来得容易，就如富侵略性的影像拼贴比缓慢的现实转变来得吸引人一般。如此将社会议题当成自我安慰的符咒，无非是与现实产生更大断裂的开始。

历史或政治事件之所以有意义，完全因为它是「活」的──也就是说，它对于现今的民间社会有持续性、环环相扣的影响。例如二二八事件与现今的土地政策密不可分，不均衡的社会资源分配导致民众暴动，族群问题与阶级、性别、国际关系的交错影响等等，绝非将其切片，拿来供奉或践踏后，就能搁在一边不予理会。前人的作为被当做射箭用的靶子，将现实世界里的血泪生呑活剥当做有趣的事玩弄，禁制年代里的带冤尸骨被丢进垃圾桶里，残酷结构里的卑微人性变成展现才华的垫脚石，苦心诣旨将社政题材与实验形式拼凑，只为了维持理论大旗不坠，以及将虚无正当化。创作者与观众共同制造一个城邦兴亡的大梦，在梦境中同时体验改革者与旁观者的境遇，满足重量感与高层知识的模糊要求，顺带还因共同找到发泄混乱与不满的管道，而共同经营一个供少数人享用的娱乐空间。

不具「危险性」的思想机器

此外，在观众前单纯的自我怀疑或槪括地判断世界更是逃避的做法。将知识份子应有的严肃自省化约成对世界的永恒否定，不但可以避免放进个人判断，躱开厘淸问题本质，更能借由自省化形式免去一般对文艺靑年「自溺」的指责。然而，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并不会因一个先验的判断而化解，更不会因此而使得古今中外苦乐相等；当问题临到面前而我们仍淸谈「政治是野心家的事」或「世界本来就如此」，不但是个人力量的放弃，亦显现对社会变化的不解，对前人努力成果的抹杀，对芸芸众生的轻忽，更是对社会不公的纵容。

强调「去中心」的同时，并没有在片断的接合点上放进道德或价値的一致性，导致多所指涉的意图变为无所指涉，所有的材料都只是制作者手上的玩具，而失去本身可能具备的强大张力。在演出时，观众不得不臣服于那套复杂的语言，看著被思维奴隶的人傲慢地展现他们的精神分裂。无穷的拆解封住观众想把握什么的企图，也拆解观众批评的自信，使观众臣服于「顚覆」之下，反正怎么说都对，也都错，都合理，也都不合理，批判可以是赞美，否定可以是肯定，自我分析可以是自我保护……如此循环不止的思考方式只是缺乏判断力的障眼法，却无法洗淸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也无法逃避自身终成历史的必然。不在实践中找出路而在封闭的大脑或同质性高的小圈圈内做纯理性思考，终将成为在《哈》剧中所讽刺的思想机器，而这样的思想机器对巩固已久的社会体制与封建思维是最不具危险性的，因为它离现实中被掩藏、扭曲的黑暗部分最远。

艺术深度不等于自闭强度

剧场──最能够直接介入公共领域，激起参与讨论的媒体之一，却走向自问自答无法沟通的道路，教人可惜。艺术的深度不等同于自闭症的强度，英雄转化成丑角、知识份子变成狗等，这种过激的二分法，跳跃过真实情感，显得戏剧化而缺乏耐性。知识份子固有可悲可耻可笑之处，他们往往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前锋。在风声鹤唳的年代里，敢勇于坚持自身所思所见，说出是非、挑战旧制的人，往往因而付出现今靑年学子无法想像的代价。有人在牺牲后得到名誉，但更大多数的人仍不为人知，他们的亲友依然在噤声恐惧中沉默。历史中的是非固然令人怀疑，但小小人蚁的悲欢离合却非幻梦，目前的环境并非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如此，更不会保持下去。对演出者和大多数的观众而言，嘲弄自己是比将自己摆在一个脉络下严肃检验来得容易得多，而将后者化成行动的依据则更为困难。梵谷之所以教人敬佩不在于他被刻意宣扬的疯狂特质，而在于他有意识地将自己从都市中产阶级生活形态中抽离，放弃优雅的生活与可能的事业，去反省既定的社会观与宗教观，因而在他的信札与作品中处处显露出在矛盾中锤炼生命的感人力量。一个人认识世界是受其生长背景的限制，而要挣脱限制并不比在专业中独霸一方来得容易，但我们常将目标放在后者。

年轻学子有心于剧场，而以此为职志。当他计划公开演出时，他的自我要求促使他对剧中的各项元素做更深入的了解，而激发演出的决心。再多的褒贬都没有实验后的自我整理来得真切，合乎学院检验标准的形式不见得可以避免成为满足观众欲望的消费商品，建构在流行思潮上的才情塑造也无法抹消现实，文化的累积或湮灭是我们该共同警惕的。

 

文字｜刘佩修 文化评论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