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思制造端《白兔红兔》
2025/3/15 14:30 台北 牯岭街小剧场
走进剧场，空旷的舞台上只有简单的吧台桌和A梯，似乎就是个平常的小剧场演出，但，观众席中弥漫著不太一样的氛围，仿佛对接下来一段时间有所期待——不是针对戏剧主角，而是对将要出场的表演者。
因为拒服兵役而被限制出境的伊朗剧作家Nassim Soleimanpour写于2010年，充满实验性的剧作《白兔红兔》，是他为突破禁锢、体现自由的尝试。这个作品从2011年爱丁堡艺穗节首演之后，就广受欧美剧场界欢迎，吸引了不计其数的知名影视和剧场演员，轮番上台面对未知的挑战——打开第一次面对的文本，依据剧作家的文字，和现场观众一起行动，完成文本的呈现，或「演出」。聚思制造端从2023年开始，连续3年的制作，从两位剧场演员，扩大到12位跨领域的表演者的演出规模，将于今（2025）年告一段落。
当表演者进场，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密封的文本，打开封套取出文本，开始念出剧作家的文字以后，我们就一起被带进了一个充满隐喻的世界：无法预知的文本，像是剧作家处境未卜的写照；观众被要求报数，让我们想到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吧台桌上的两杯清水和一瓶毒液，喻示极权体制中的抉择难题；表演者和观众一起呈现的马戏团场景，对应剧场以外的混乱世局；白兔与红兔的实验，则是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的辩证。剧作家透过这些隐喻，向伊朗以外地国家地区的表演者与观看者提问：在你们身处的社会中，艺术是如何被对待的？自由的条件又是什么？个人能够拥有哪些权力？
因此，《白兔红兔》其实更像是远在他方的剧作家，透过在地现场的表演者和观众的行动，而完成的一场独白：关于他自己被政府禁足的生命状态，关于他对剧场本质的思考，关于他对人性与道德难题的辩证。
《白兔红兔》独特的实验性，是在针对表演者和演出形式的规则设定：表演者上台之后，才会拿到剧本，没有事先的阅读排练，直接面对现场观众，完成「表演」。对表演者来说，这个他们「一生只能演出一次」的文本，不仅是对其表演能力的挑战，也是对其在传统的观演权力关系中，原本所占有的优势位置的挑战。表演者在面对这样的挑战时，当然会更加依赖他们拥有的专业技艺，和掌握现场的经验，而完成不同版本的《白兔红兔》。另一方面，观众对观赏场次的选择，应该也是基于他们对不同表演形式（现代、传统、戏剧、舞蹈、扮装）的认识或兴趣，而对表演者的表现有所期待。
因此，是剧作家对剧场、人性、政治的辩证，或者，对表演者可能带来的惊奇╱喜，才是真正吸引我们走进剧场的原因？观演权力关系所受到的挑战，又有多少真实性？
在这个由表演者与观众共同完成的演出中，不在场的剧作家，似乎是那隐身幕后的唯一「权威」——透过预先完成的文本，决定一无所知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行动，引导他们对这些议题的思考。但，当剧作家将表演者放置在面对不可知的危险位置上，或许也同时解除了他们对文本的责任，将他自己被伊朗政府剥夺的「自由」，透过他们的表演得到实践。而就实际的演出效果而论，不在场的剧作家也只能任由在场者——跨领域的表演者和无法预期的观众族群，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以他们各自不同对剧场、表演、生命、人性、政治的观点，尝试进入剧作家的思考脉络，自行理解这个文本，创造出只属于他们的、只存在于当下的剧场经验。
即时，在场，我们经常用以标示剧场独特性的特质，因此有了现实可证的意涵。
剧作家意图以这部作品突破政治权威的禁锢、体现自由，一方面在剧场中设定极端的现场情境，刺激我们思考既存的观演权力关系，另一方面也透过文本授权和跨国串联共演的行动，邀请我们在现实中实践艺术创作与辩证思考的自由。无论是在剧场里，或在现实世界中，为了获致真正的「自由」，似乎都必须具备暂时放下「已知」，直接面对「未知」的勇气。
《白兔红兔》终究是一个剧场游戏，剧作家对艺术创作、思想自由、个人权力的诘问，有明确的现实政治意涵，也呼应欧美国家「开明派」（the progressive）文化人对伊朗穆斯林政权的特定评价，因此受到剧场界的热烈反应，似乎理所当然。但，因为这部作品的高知名度，无论是受邀参演的表演者，或者首次进场的观众，都很难说他们对这个作品是真正的「一无所知」，或抱持完全开放的心态走进剧场。因此，我对这个「自由」的实验会有的具体效果或持续影响，确实有所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