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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案头

父亲是个写家,他说「写家」,不说「作家」。英文、俄文的「作家」直译过来,都是「写家」。父亲说的「写家」,就是取其原意,以写作为职业的意思,和木匠、拉车的,都差不多,是一种营生,职业之一而已。

父亲是个写家,他说「写家」,不说「作家」。英文、俄文的「作家」直译过来,都是「写家」。父亲说的「写家」,就是取其原意,以写作为职业的意思,和木匠、拉车的,都差不多,是一种营生,职业之一而已。

写家,必须每天写,父亲就每天写。与其说是爱好、兴趣、习惯,不如说是规矩。职业嘛,跟拉车的一样,不管天气好坏,必须出车,除非病得爬不起来,父亲这样的写家就是如此,不管脑子里有没有灵感,有没有诗兴,必须伏案,必须硬写。

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下定额,每天必须写多少字,完不成决不收工。年轻的时候,大概一天可得三千乃至四千字,一个暑假写一部长篇小说是没有问题的。抗战时,穷困交加,身体渐渐不支,常患头晕症,一天也得赶写一千五百字,晚年专写剧本,一天可得两千字。六十四岁时写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精雕细刻,进度甚慢,一天仅一千字,常常为了一个字绞尽脑汁,写得相当苦。当然,苦尽甘来,反复琢磨的结果便常有得意的佳句诞生,自己情不自禁地要频频地当众朗诵手稿,这时刻,从他闪烁在眼镜后面的兴奋又带著点顽皮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是他最高兴的时候,大有「诗短偏邀逐句夸」的架势;不过,嘴上还是不住地谦虚:「您多提提,我还得改,且改呢!」

每天写有每天写的难处,没有休整,没有储备,没有间隔,必须不断地想,于是,便形成了「连轴儿转」,写完了这个两千字,还得为明天的那个两千字而思索。走路,吃饭,浇花,所有的活动,都在思考。看得出来,他整个的生命生活在自己的创作中。

朋友们刚刚离去,或者,由公众社交中刚刚脱身,他会立刻变得判若两人,绝对严肃,沉默寡言,甚至一句话也没有,一点儿也不幽默,他的思绪又飞回到他的剧本或者小说里去了。虽然没有拿笔,可是脑子在动,在紧张地工作,为了下一个两千字。

父亲的生活极有规律,简直像个钟表,这和他每天写有极大的关系。他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午睡,从不熬夜,每天上午是他神圣的写作时间,这段时间不欢迎朋友们登门。有的好朋友忍不住要上午跑来看他,进了院子,彼此点点头,并不说话,用手比划两下,这位的意思是「我活得挺好,请放心,不必挂念」;那位的意思是「你忙你的,不用管我,我来看看花儿」。

早在新婚之时,父亲就对母亲关照过:「请你早饭之前不要和我说话,你和我说话,我不回答,绝不是和你呕气,我是心里叨咕我的小说呢,别闹误会。」

父亲有玩骨牌的习惯,写一段便坐到床上来一个人玩骨牌,花样很多:「过五关斩六将」、「酒色财气」等等,还要用笔帮著计算,是一种写作间隙中的休息方式。其实,手里玩著牌,脑子还在他的文章上,玩一会儿,有了新词,便又坐下去写。他作品中的众多人物是在骨牌哗啦哗啦的伴奏下诞生的。浇花,拿虫,挂画,擦桌椅,也都属于这类忙在手里想在脑里的小活动,它们是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仿佛是故事的接生婆。

这便是一个写家的日程,几十年如此。一九四四年,父亲四十五岁,重庆的朋友们发启事为他庆祝从事创作二十周年,在有几十位著名的文人签名的《缘启》中,大家称赞他的创作是新文学的一座不朽的丰碑。在隆重的庆典上,轮到他致答词时,他已泣不成声,只喃喃地说了一句话:「我要像木匠和拉车的一样,继续写下去,写下去……」

父亲晚年创作力仍很旺盛,写了二十四部戏剧之后,计划再写三部长篇小说:一部自传体的故事,一部天桥的故事,一部八大胡同的故事。他带著小铺盖卷跑到密云的枳营和香山的门头村去体验生活,准备堂堂正正地描写满族人,那时,他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

然而,最后留下来的仅仅是一部八万多字的未完稿,是一个大作品的开头,文字的确炉火纯靑。可惜了,「文革」使他无法再拿笔,他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当他无法再写的时候,他自己结束了自己写家的生命。

写家的生命便是写,写才是他真正的价値。

 

文字|舒乙  老舍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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