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写家，他说「写家」，不说「作家」。英文、俄文的「作家」直译过来，都是「写家」。父亲说的「写家」，就是取其原意，以写作为职业的意思，和木匠、拉车的，都差不多，是一种营生，职业之一而已。
写家，必须每天写，父亲就每天写。与其说是爱好、兴趣、习惯，不如说是规矩。职业嘛，跟拉车的一样，不管天气好坏，必须出车，除非病得爬不起来，父亲这样的写家就是如此，不管脑子里有没有灵感，有没有诗兴，必须伏案，必须硬写。
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下定额，每天必须写多少字，完不成决不收工。年轻的时候，大概一天可得三千乃至四千字，一个暑假写一部长篇小说是没有问题的。抗战时，穷困交加，身体渐渐不支，常患头晕症，一天也得赶写一千五百字，晚年专写剧本，一天可得两千字。六十四岁时写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精雕细刻，进度甚慢，一天仅一千字，常常为了一个字绞尽脑汁，写得相当苦。当然，苦尽甘来，反复琢磨的结果便常有得意的佳句诞生，自己情不自禁地要频频地当众朗诵手稿，这时刻，从他闪烁在眼镜后面的兴奋又带著点顽皮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是他最高兴的时候，大有「诗短偏邀逐句夸」的架势；不过，嘴上还是不住地谦虚：「您多提提，我还得改，且改呢！」
每天写有每天写的难处，没有休整，没有储备，没有间隔，必须不断地想，于是，便形成了「连轴儿转」，写完了这个两千字，还得为明天的那个两千字而思索。走路，吃饭，浇花，所有的活动，都在思考。看得出来，他整个的生命生活在自己的创作中。
朋友们刚刚离去，或者，由公众社交中刚刚脱身，他会立刻变得判若两人，绝对严肃，沉默寡言，甚至一句话也没有，一点儿也不幽默，他的思绪又飞回到他的剧本或者小说里去了。虽然没有拿笔，可是脑子在动，在紧张地工作，为了下一个两千字。
父亲的生活极有规律，简直像个钟表，这和他每天写有极大的关系。他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午睡，从不熬夜，每天上午是他神圣的写作时间，这段时间不欢迎朋友们登门。有的好朋友忍不住要上午跑来看他，进了院子，彼此点点头，并不说话，用手比划两下，这位的意思是「我活得挺好，请放心，不必挂念」；那位的意思是「你忙你的，不用管我，我来看看花儿」。
早在新婚之时，父亲就对母亲关照过：「请你早饭之前不要和我说话，你和我说话，我不回答，绝不是和你呕气，我是心里叨咕我的小说呢，别闹误会。」
父亲有玩骨牌的习惯，写一段便坐到床上来一个人玩骨牌，花样很多：「过五关斩六将」、「酒色财气」等等，还要用笔帮著计算，是一种写作间隙中的休息方式。其实，手里玩著牌，脑子还在他的文章上，玩一会儿，有了新词，便又坐下去写。他作品中的众多人物是在骨牌哗啦哗啦的伴奏下诞生的。浇花，拿虫，挂画，擦桌椅，也都属于这类忙在手里想在脑里的小活动，它们是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仿佛是故事的接生婆。
这便是一个写家的日程，几十年如此。一九四四年，父亲四十五岁，重庆的朋友们发启事为他庆祝从事创作二十周年，在有几十位著名的文人签名的《缘启》中，大家称赞他的创作是新文学的一座不朽的丰碑。在隆重的庆典上，轮到他致答词时，他已泣不成声，只喃喃地说了一句话：「我要像木匠和拉车的一样，继续写下去，写下去……」
父亲晚年创作力仍很旺盛，写了二十四部戏剧之后，计划再写三部长篇小说：一部自传体的故事，一部天桥的故事，一部八大胡同的故事。他带著小铺盖卷跑到密云的枳营和香山的门头村去体验生活，准备堂堂正正地描写满族人，那时，他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
然而，最后留下来的仅仅是一部八万多字的未完稿，是一个大作品的开头，文字的确炉火纯靑。可惜了，「文革」使他无法再拿笔，他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当他无法再写的时候，他自己结束了自己写家的生命。
写家的生命便是写，写才是他真正的价値。
文字｜舒乙 老舍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