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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艺术/媒体的三角关系

台北主要报纸的文化艺术组都接到吿急电话,内容大概是「我们真的很紧张,到现在还卖不到X成,观众一定还不知道有这好档节目。帮帮忙,上一下消息。要不要做访问?资料够吗?我们还有很好的照片,是不是我们找快递马上送过去?」可是,观众的确这样依赖报纸,而媒体对艺术行销真的那么具有决定性吗?

台北主要报纸的文化艺术组都接到吿急电话,内容大概是「我们真的很紧张,到现在还卖不到X成,观众一定还不知道有这好档节目。帮帮忙,上一下消息。要不要做访问?资料够吗?我们还有很好的照片,是不是我们找快递马上送过去?」可是,观众的确这样依赖报纸,而媒体对艺术行销真的那么具有决定性吗?

一九九四/九五艺术的这季那节在中秋前夕纷纷起跑,不论国际级、大陆牌、本土性、两岸同台还是跨国合演,公民营的艺术活动主办单位各有一套不同的规划策略(或称诉求卖点),但相似的则是票房的普遍低迷。台北主要报纸的文化艺术组都接到吿急电话,内容大概是「我们真的很紧张,到现在还卖不到X成,观众一定还不知道有这好档节目。帮帮忙,上一下消息。要不要做访问?资料够吗?我们还有很好的照片,是不是我们找快递马上送过去?」之类的。也有表演艺术节目主办单位想把该媒体(目前限于报纸)一起弄进来,挂个合办、协办的字样,至少可以抓住一家报纸来当啦啦队。

可是,观众的确这样依赖报纸,而媒体对艺术行销真的那么具有决定性吗?一方面报纸的基本吿知性仍然迅速、普及,为观众带来最大的资讯便利;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报纸赶时间、争数量的特性,这些艺术资讯通常显得简短,省略了许多细节。读者可能透过报导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却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决定买票去一看究竟的人当然有,不过放下报纸之后毫无行动的其实更多。

这是读者(其中有部份是表演艺术的观众)、艺术活动主办机构、艺术团体、个别艺术家和文化艺术新闻工作人员的共同挫折。尽管不少人愿意因为收入渐丰、品味升级而愿意让自己和家人接触表演艺术,许多学生也不甘于教科书或联考的束缚,想要到音乐厅和剧院亲近艺术,但过去在学校没教的东西,他们还是无处可学。处在一个摇篮期的表演艺术产业环境里,艺术团体和艺术家都希望有些保护和优惠,而当政府这方面的角色功能有限的时候,他们转向媒体,但愿从这里得到补偿。就媒体而言,在发行数字与广吿业务的压力影响报纸内容取向的经营法则中,文化艺术版面的记者、摄影、编辑总是像报社里的二军,发挥的空间、职业的地位和实质的待遇也落后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版面的同事。

共同的挫折却无法推卸彼此的责任,谋求改善更因此需要各自的出力。读者一方面可以借由写信、打电话给报社来增加要求媒体扩大篇幅和强化深度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得从报纸断奶,向更专业的杂志、书籍、演讲、座谈去找寻艺术资讯,甚至要以更频繁观赏来建立自己的参考架构和鉴赏观点。

艺术家和艺术活动机构当然也能密集或集体向报纸编辑和经营的高层人士表达对讯息空间狭窄的关切,但如何促成另类管道的开发也很重要。几个方向包括:要求国家剧院音乐厅、国父纪念馆、社教馆、文化中心这些场所提供预吿性的资讯服务,出租场地不像店面房间,这种短期租约的房东尤其应该藉著资讯跟观众(顾客)建立密切的关系,而不是以反正场地需求殷切,做不做租金都照收。其次,合作成立节目单手册的制作公司也属可行,减低编印成本之外,也能在该场曲目或舞码的介绍后面挟带另一场节目的完整资讯,延伸时效。

而媒体既然经常将文化功能挂在嘴边,就应该从自身做起,对文化艺术版面的内容和工作人员给予支持。如果在版面扩充暂时有困难的情况下,也得仔细设想编辑策略,看是要提供初级的大量资讯,还是走向知性的精致。尤其艺术评论在台湾一直缺乏耕耘,该能成为一种媒体特色,吸引更多读者。表演艺术界也没有理由只要求报导,而不欢迎评论。台湾的电影工业曾经被认为不堪一击,但是多年来,评论反而使电影的体质更为强健,表演艺术何尝不能脱离襁褓。

如果读者/观众仍然采取被动的讯息吸收态度、艺术机构与个人依旧迷恋媒体已然消退的魅力,而媒体也不去提升文化内容的质地和呈现,这种社会/艺术/媒体的环节将失去连结,使得文化的传布与普及更加艰难。

 

文字|黄志全  文化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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