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艺术很政治。表演团体从跟不上政治节拍，第一支「骨迷宫」之舞被痛踩一脚，直到年底的「二十四小时台北艺术运动」舞者升空、组成艺术联盟等事件，看出艺术家在新的政治环境中试图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
一九九四年的冬天来的特别早，在初冬的料峭里，回顾表演艺术界今年一路行来的旅程，留下的足迹竟也是充满了抖擞忐忑，步步犹疑。
从上半年的「骨迷宫」事件，到下半年发生的「廿四小时台北艺术运动」，以至表演艺术联盟的成立，有人戏称今年是台湾表演艺术界的政治年。艺术与政治的纷争特别多，艺术透过政治运作的现象特别热，以致于年终的大结局是，艺术界不得不组成压力团体，学习政治游戏规则，来抗衡政治体制的片面操纵。
骨迷宫，首桩政治／艺术事件
上半年的第一颗炸弹由身体气象馆主办的「后舞踏表演祭」引爆。表面上看，「骨迷宫」似乎是一个色情与艺术的纷争，但事件的导火线，主办单位之不熟悉政治体制的游戏规则，对艺术行政事务的陌生，其实难辞其咎。
由于「色情」话题在台湾社会的暧昧性，「骨迷宫」的裸体话题超越了对表演艺术法律空间的探讨，事件如野火燎原般在媒体上烧了近一个月，不管这把火从那里烧起来，烈火余烬之后，它倒检验出台湾社会体质对裸体的低度免疫力，色情依然是摆荡在道德与艺术之间不可解的迷思。对于这个事件，尽管官方说法是身体气象馆的申请过程不合法，但是在台湾，「合法」与「非法」亦是一道难解的题，当「裸体不可以」与「合法才可以」两道提示加在一起时，颇令人好奇地想问：「如果『骨迷宫』具备一切合法的证件，它是不是就能摘掉裸体／色情的外衣，顺利上演？」
裸体的暧昧性牵涉一个文化对身体的传统看法，「裸而不色」与「不裸而色」的身体差异，对中国人而言，都被化约在「脱光衣服」的概念上。地下的色情因为挡不住的人欲市场而能超越法律，继续泛滥；但在合法的官方表演艺术空间里，裸体的演出形式，却很难超越各种法律、道德的制约，容许有思考讨论的空间。「骨迷宫」的经验令人反思的不只是艺术与色情的辩证，而是台湾的表演艺术从创作过程到演出，到底面临著多少官方的制约与法律陷阱？特别是当所有的表演场地都在官方掌控之下，不谙政治与法律的艺术家如何去玩体制内的游戏？
官方与民间重新调整对应关系
皇冠四十周年举办的「各式各样小剧场」艺术节，便让参与的艺术家吁了一口大气。一个将场地交给艺术家，让他们在所有可能范围内赋予创作的自由空间，只需面临与观众间的真实回应，不必担心自己是否具备「表演」的合法身份。
以文建会为首的官方文化机构，近几年放宽范围的补助政策，提供了表演团体创作生机。加上文化在朝野政治拉锯场上，近几年也成为崭露头角的课题之一，以及市场机制的继续成长，表演艺术界在九四年里，面对的是内外界限越来越模糊的「体制」。九〇年代初出现的前卫表演团体降低了与官方的对立态度，而学院派剧作人才的加入，也使得剧场里的作品越来越多样化。
但文建会文化政策的自北南移，以及两厅院在民间经纪公司的叫嚣压力下，逐年降低节目自制比例，这两个台北演艺团队依赖最重的政府资源，因其政策上的改变，已明显地影响了台北的表演艺术生态。比起去年，戏剧界今年的创作力在量上活跃许多，但许多团体是在生存的压力下争取演出机会，在质上反而出现了滞怠。而舞蹈创作上，资源更少，除了云门舞集、舞蹈空间舞团必须维持定期演出，中小型舞团或个人编创者如果不在两厅院的春秋舞展之列，或与学校资源合作，几乎难有演出机会。新生代编舞家兪秀靑把自家公寓开放为「另一种」表演场地，其实也是艺术工作者表达创作上苦闷压抑的一种方法。
事实上在这个体制化的过程里，高度依赖政府资源的现象，也让表演团体戒愼恐惧。九月举办的「人间剧展」，来自官方与媒体企业的资金，置身在都会雅痞的户外空间里演出，首演之夜就面临异议团体抗议小剧场被「收编」。这些抗议之声听起来弱势而尴尬，事实上，表演艺术团体不可能自外于社会体制之外，「收编」的呼声事实上只不过反映了部分剧场界人士在「体制化」里的难以适从。
表演团体跟上政治节拍
与其谈如何与官方站在对立阵营，不被收编，倒不如更积极地去思考如何共创一个更合理的体制环境。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在立法院等待了三年之后，终在今年九月顺利通过，一百亿元基金会的大饼现在虽然还在空中，但基金会组织的雏形，如果不在严格的民意，有效的监督下，未来的发展恐怕又是一双不合艺术界的大鞋。「文化环保」在今年十月连举办了三场相关座谈会，一方面提供国外经验，二方面透过激烈的讨论，也蕴酿民意压力。从十月以来，表演艺术界不再沉默，越来越多以政治管道争取权益的行动（如「廿四小时台北艺术运动」，为争取开辟艺术特区的诉求），也有越来越以政治之道还治政治之身的准备动作（组织「表演艺术联盟」，积极关注各项有关表演艺术生态的政策及法案），这些声音凝聚的力量能有多大，还待明年继续观察。
文字｜卢健英 文化新闻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