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音乐发展上存在著一种吊诡现象，亦即，拥有官方资源或商业能力的「主流」，其在文化面上，常自陷于依附性的边陲思考，而主体性的反省却反得有赖于民间「非主流」人士的举扬，去年的情形大体也还循著这种轨迹前进。
尽管三、四年来，有关民族音乐之演出活动已逐渐占有部分媒体版面，但无可讳言地，民族音乐在台湾依然是属于弱势的艺术；所谓弱势之文化，亦即是在环境变动中，常属于被动或依变之一方，而未能握有一定之主体性。在观察台湾地区之民族音乐发展时，无论是长期或短期之切入，此种本质处境乃系有心人所不得不接纳的第一基点。
壹：演出高潮之后的疲态
以此而言，几年来「国乐」演出之得以浮上枱面，其所受益于自身发展者实较少，而得力于环境变动者则较多。
在环境因素上，经济发达导致许多人重新审视自己文化的价値，使得中西乐间的位阶对比，得以摆脱长期以来「第一衰剃头吹鼓吹」与「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的两极认知，可说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环境变化；而六年来两岸之互通，则更是使此变化得以开展出一些具体成绩的另一重要因素。
海峡彼岸的民乐名家两年多以来，络驿不绝地出现于此间的舞台，一方面将具体的成绩展现于大众，另方面也使没有新闻的国乐界得以不断地曝光。这种情形在前年达到了高潮，具代表性的中央、上海两大民族乐团，指挥、作曲的彭修文、刘文金，以及独奏名家赵松庭、陆春龄、兪逊发（笛）、刘明源（板胡）、闵惠芬（二胡）、任同祥（唢呐）、王范地（琵琶）等，皆相继在国家音乐厅或各地巡回演奏；这些团体或个人，即使是在北京、上海也不一定能在一年内看尽，因之，一时之间，台湾似乎已摇身一变为精英荟萃之地，而此情形也促使此间国乐界人士发出「中国音乐之希望在台湾」的豪语。然而，旋踵间，情形却也有了变化。
去年，可以说是高潮过后的一年。大陆名家的演出似乎已不能激起太多的回响，这一来是由于超级明星牌的利多已在去年出尽，今年所邀者相对之下较缺乏市场吸引力所致，二来则也缘于密集的大陆牌实已导致许多人的弹性疲乏，因此，尽管做为主导力量的台北市立国乐团仍不断地邀约演出，但媒体版面的萎缩与观众反应之转淡，却也是不争之事实。
观众反应之趋淡最明显的指标，可以由「江南丝竹四大名家」的演奏会看出。陆春龄、马圣龙、周皓、周惠，在大陆享誉已逾四十载，江南丝竹又为「现代国乐」界所较熟知并引介之乐种，而在此条件下，票房竟也只能有两成多，其间，尽管主办单位曾与报社合作，用订报赠票的方式促销，但最终却也仍免不了要走向以大量赠票来支撑稍为可看场面的结局。
这样的情形让前一年热络投入的经纪界提前抽脚，「民乐」音乐会因而重新回复拥有官方丰富资源的市立国乐团所独撑之戏码，然而，其感觉却也愈来愈像是例行的定期音乐会。
其实，若不以冷热成败来论英雄，则今年的音乐会中虽较缺乏所谓耀眼的明星，但其中却也不乏在特殊领域中独具成就者，像粤胡已属大家、享誉岭南的余其伟，二胡界早已成名的宋国生以及河南筝派的曹桂芬等，其所能给予此间者其实并不一定较少，只可惜却都未能得到应有的回响，而在诸多演出中，比较例外的则只能有刘德海与传统艺术季中的两场琵琶音乐会。
刘德海的音乐会之所以叫座，主要乃得力于他早已如闵惠芬、兪逊发般，深为此间所熟悉，而又几乎是最晚来台的一人（以此标准，尙未来台者则仅剩二胡之王国潼），因此高潮乃意料中事。但另两场琵琶音乐会则不然，其间的演奏者杨宝元、郝贻凡皆已来过台湾，连同带戏曲风格的曲文军都仅是中生代之流，按理说，不应该会引起较热烈之反应，但由于演出是以琵琶音乐的「传统流派」与「时调新声」为主题做讲座型音乐会之处理，因此，反而突显了这几位演奏家的风格，而引起了琵琶乃至国乐界之外的积极回应。
这种情形说明了在大环境之变迁外，主办单位未能「有效」推荐也是这股民乐高潮之所以迅速褪色的另一个主因。
未能「有效」推荐，其实正在于大家对音乐家其所代表的文化或艺术缺乏真正的了解所致。于是无论是公家乐团抑或经纪人，就只能在「大师」、「名家」、「技艺精湛」、「诠释独到」等，早已因一再重复使用而被消费掉的字眼中打转，这样当然不能激起欣赏者一探究竟的疑情。
缺乏文化性的观照其实是台湾乐界最普遍而根底的问题，它除了使「有效」推荐成为不可能外，也实际影响了自我的学习与大陆演奏家来台的演出效果。以八月兪逊发、宋国生等「四大名家」演奏会为例，就差点将夙负盛名的兪逊发给消费掉。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兪逊发由于曾经在京剧团待过一年，乃将余叔岩的《珠帘寨》移植成为笛曲，由于笛不似胡琴及唢呐般适合模仿人声，因而此曲尽管不一定有其特殊意涵，但在独到趣味外，也为笛子的表现树立了里程碑，同时，因其微细处较难掌握，也自然地成为兪氏的看家本领之一。而为了要让戏曲气氛更能淋漓尽致，演奏时，在笛子所模仿的人声外，也仍须一把京胡来做为催化情緖的媒介，可是这样的音乐会，主办单位竟没能预备京胡演奏人员，而即以一般国乐编制匆匆上台，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文化观照下的一些作为
本来，弱势文化固常受制于环境，但其逆向操作也并非不可能，而其间，对艺术文化或生命之观照，则更是使自我价値得以不致沦为他人附庸的关键因素。可惜，这样的认知在「国乐界」可说极为稀薄，以致价値及行动之主体性始终未得开发彰显，有鉴于此，少数有心人乃将重点一直放在文化扎根与美学重建的工作上。而在这由高潮趋于平稳的一年中，此方面之作为与前者相比，乃反而能更突显出其不同面向思考的价値。
有关较富文化性观照之演出或活动，在两厅院主办的，有「谛观有情」系列㈡的六场讲座，及第二届台北国际艺术节中的两场节目：「古典诗词今昔情」与「书画与音乐的交会」。前者的讲座主要是将民族乐器视为历代心灵的共同结晶，以生命性的角度来做认知介绍，而摒弃「乐器工具论」的素朴思考。后者的演出，一则在探讨传统诗词与音乐之关连，一则乃继去年「茶与乐的对话」，希望以传统艺术间的对应，来彰显中国艺术的人文性。
在这两个活动外，北市国也继续主办第七届中国作曲硏讨会，并在传统艺术季中安排了几场主题性的音乐会。这些音乐会或者在中西乐器间做同时之呈现，或者以美学风格做为重心诉求。可惜的是，其间人文背景之陈述设计，各场高低不一，有些更只做名相之连接（如「古筝与竖琴」等），因而相当程度地抵销了整体效果，诚令人婉惜。
此外，相对于这些庙堂间的讲座演出，位于汐止的台北民族乐团则仍以观照本土的心情，继续做它的活动呈现，而其中最富于文化意义的，当属十一月间所举办的台湾北管鼓吹乐的观摩赛。这个活动将分属西皮、福路的不同北管轩社聚于一堂，打破了历来西、福不相往来的惯例，为弱势的台湾民间音乐提供了整合互动的契机。
贰：出版：泛滥与低潮
诚如上述，商业经纪、官方单位与文化界在民族音乐活动中常呈现出不同面向之思索，而这种分野当然也出现在出版物上。
资本社会中，商业的出版永远是个大宗，而在过去，发行民族音乐的出版品几无利润可言，因之，市面上也就很难买得到这类的产品，音乐带流通的管道只能一直局限于内行人买大陆香港出版品的局面，但这两三年来，拜海峡开放之赐，民乐唱片总算有了市场契机，为数上百的有声出版品因而陆续地在市场中出现。
然而，就如同演出的高潮已过一般，出版品的处境也重新面临了尴尬，而这种尴尬更在前年的演出高峰点之前即已出现。
尴尬的来由，一因错估市场的潜力，粥多僧少、无利可图，因之较敏感的出版商如「福茂」等，即从早期的雄心壮志急流勇退。而此外，缺乏明晰深刻之编辑观点，也更使许多出版品显得可有可无，以出版民乐为主的「中国龙」即因此陷于困境。
然而，情形尽管如此，也还是有人或以文化情怀，或认为仍有利可图，而继续其出版行为的。在这点上，今年的异军是「世纶企业」，它以一些大陆一级演奏家的录音为诉求，标榜最高的演奏水准，目前已出版了刘明源、兪逊发、龚一（琴）、吴文光（琴）、胡天泉（笙）、詹永明（笛）、郝玉歧（唢呐）等人的专集，其卡司不可谓不强，但非常平面的乐人乐曲介绍，及「民乐天王级」似的广吿诉求，都让人怀疑这种出版品可能发挥多少的意义与作用。
相对于上述只关注大陆民乐的出版商，另有些唱片出版公司则呈现了其他不同的视野，他们有以佛曲或佛教题材的音乐，来应和兴盛中之台湾佛教的，也有企图以不同之文化面向来推介其音乐带的。前者以「普音」与「风潮」的系列出版品为代表，后者则有前此出版的五行治病音乐以及去年出现的飮茶音乐等。可惜的是，两者都因认知不足，或才情不够，以致常难免于表面名相连接的浮泛毛病。
因此，若以音乐文化之观点，去年真正称得上是文化出版品的，或者即该属风潮唱片对台湾原住民音乐（泰雅、雅美）及大陆少数民族音乐（藏族）的系列产品，这些民族音乐的采录，皆附有丰富的文字解说，展现了商业公司也可能有的文化关怀。
当然，若要提及非市场性考量的出版品，也就不得不注意到带有强烈非主流色彩的「水晶」，它所出版的《台湾有声资料库》，在去年记录了台湾民间的牵亡、北管、布袋戏音乐等，并将早期民歌采集中的部分原住民音乐加以出版，同时还附上了一本既属硏究，又是解说的书──《台湾的声音》，这些都相当突显了它强烈的文化性立场。
参：教学与硏究：一个契机
要谈到文化性主体价値的确立，即不得不观察台湾民族音乐的硏究与教学情形。而在去年，相对于前此台湾艺术学院一位江姓老师笛子论文被判抄袭及最近一位梁姓教授被指性骚扰成立的窝囊记录外，有心人也总算还能找到値得安慰的一点发展，那就是国立艺术学院确定要成立传统音乐学系这件事。
传统音乐学系不同于一般国乐科系，它主要以历史中已成型的传统音乐、而非发展中的「现代国乐」为修习对象，这种观照当然系缘于文化及美学上之主体思考。它初期的构思里以古琴、琵琶、南管、北管做为主修，这中间兼顾了雅与俗、中原与本土的考量，而其最大之特色，则是以「乐种」做为主修之对象，这在两岸倒是独创的。
传统音乐系宣布成立时，对于国乐科系的批评引致了一些反弹，但国乐教学的诸多偏失却也是个不移之事实，前述活动中常见的平面贫瘠其实正是个有力的佐证。
结语：投机与投资
台湾文化界常喜以主流、非主流来做为观察时的切入座标，而如果我们也以此做为运作上的一个概念，则不难发现在民族音乐发展上存在著一种吊诡现象，亦即，拥有官方资源或商业能力的「主流」，其在文化面上，常自陷于依附性的边陲思考，而主体性的反省却反得有赖于民间「非主流」人士的举扬，去年的情形大体也还循著这种轨迹前进。
这种现象相当程度当然得归因于官方单位拥有丰富资源后必然的隋性，以及商业公司利益挂帅的投机，在两岸交流逐渐退烧后，这些性格所导致的问题也就在去年更加赤裸地呈现出来，而显然，欲使民族音乐处境改善则必得要出现逆向的力量与思考。
在台北市传统艺术季中，我们看到了官方资源与文化人之间的一些结合，在「风潮」、「水晶」等中间，我们也见到了商业出版中文化思考的可能性，而如何促使更多这类的结合与转向，则是民族乐界所最该予以思索的，毕竟，只有在作为上舍投机而就投资，民族音乐也才有主体呈现的一天，否则，依附于两岸交流热潮所带来的荣景，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也只能成为一种美丽、遥远又模糊的回忆了。
文字｜林谷芳 民族音乐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