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数大为美」为某些人士，特别是为政者「制礼作乐」之所需；如果，「扬大汉天声」为部分国人民族情感之所系。是则，无论学者如何评论，国乐团必然是「坚强屹立」的存在下去，因此，学者何妨暂停责难，从抽象如美学、具体如编剧等问题一起来建构、来检视，而弹拨乐器的存在正是极需检视的问题。
台北市立国乐团第八十五次定期音乐会「从老老乐器到新新人类」分别于一月十九日为丝竹室内乐篇，一月二十日为民族管弦乐篇，大部份为新曲。朋友问感想于我，我思索良久竟无一语以对，盖根源性的问题若无法解决，则评演奏、评指挥、评作曲均无准头。
本文仅就国乐团的配置问题略抒管见，并非针对特定乐团而言。
传统国乐的大包袱
无论称为民族管弦乐团、国乐团、中乐团、华乐团，它的思维与架构均肇始于一九三五年成立于南京的中央电台音乐组国乐队，彼时乐界人士在强势的西洋音乐冲击下，普遍认为民族乐器偏重中高音区，无法胜任多声部乐曲的演奏，是一种遗憾与落后，乃思组建「进步的」新形式以满足「西洋能，我们也能」的民族情感，及宣示「我大汉天声亦气势磅礴」的民族意识。此后，直到一九四九年在各地出现的国乐团体都是上述思维模式的产物，但由于战乱频仍及乐器科技尙未起步，因此，这个时期只进行了零星的实验。今天我们所习见而大同小异的国乐团编剧制事实上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以后，彼岸乐界从不断尝试与实践中所建构的。
在这建构过程中，弹拨乐器一直是特色，也是包袱，主张扬弃者认为国乐团就是要交响化，而交响化是建立在管乐与拉弦乐的基础上，弹拨乐器的存在实是习西洋理论的作曲家的包袱；主张保存者认为弹拨乐器的表达手法乃「西洋交响乐团所无」，是「我大汉天声的特色」，应多加发扬光大。
弹拨乐器在特色与包袱的拉锯战中形成了一种「不能没有也不宜太多」的存在，然而也就是这样暧昧的数量与声响更显得「特色并未突显，包袱仍然存在」。君不见，当管弦齐鸣时，弹拨族卯足了劲也只是「白做工」，当「出头天」的机会来临时，则只见于分解和弦与伴奏的乐段，而这样乐段显非传统弹拨乐的特色，况其音效不如一台钢琴。于是，尴尬的族群──弹拨乐器就一直存在于北起沈阳，南至高雄，东起上海，西迄新加坡的国乐团中。
重新检视、实验、建构新体制
如果，「数大为美」为某些人士，特别是为为政者「制礼作乐」之所需；如果，「扬大汉天声」为部份国人民族情感之所系，是则无论学者如何评论，国乐团必然是「坚强屹立」的存在下去，因此，学者何妨暂停责难，从抽象如美学、具体如编剧等问题一起来建构、来检视吧！而弹拨乐器的存在正是极需检视的问题，笔者提供两个思考方向：
一、扩编弹拨、强化特色、让弹拨、拉弦、吹管三足鼎立。当然，各组、各声部的数量与声响比例必须重新实验。从事者必须抛弃「弹拨难以整齐」的心理障碍，一方面可以从训练上加强，二方面整齐与否也有文化认知的差异，并不易客观评量，再说较少的人数只是有躱闪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
二、取消弹拨、扬弃包袱。既然国乐团的形成动机就是交响化，何不澈底的对应思考？让弹拨的员额补实到拉弦、吹管的各声部去，或者吸收更多的西洋铜管乐器及低音乐器，只要「西化」，何不「全盘」？正当而大方的宣吿新乐种的诞生，学者之见由他去吧！
当然一个乐团是无法同时进行上述两种实验的，但台湾有三个官方和一个党营国乐团，何妨各自进行？再说，除了这两种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宫庭雅乐？民间吹打？各团经过选项到具体实验，最后再经由学者、作曲家、指挥、演奏家、听众共同讨论，也许结论是多元发展、各行其是，不必统一，纵使统一编制，可能是以上台湾经验的结论，而不必一定是从北京到高雄一致的编制和思维模式吧！
文字｜王瑞裕 台北民族团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