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六月廿一日张继高先生的辞世，留给我们无尽的怀思、感念。

大家熟知张先生聪明绝顶、才华极高又是个追求精致的人，但也是个极为用功、极为努力的学者。在远东音乐社的的简介中，张先生以英文向外国艺术家及艺术团体介绍Far Eastern Art-ists Management这个机构的文末写道“Con-fucius has told us that one must look ahead work hard and tirelessly if he wants to stay on top.”由此，他要吿诉国外艺术家（团体），我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些事而且要做到最好。这也是张先生一向的处事态度──有远见、用功、不懈怠。

新闻传播的张继高音乐文化的吴心柳

「新闻工作是迷人的！」这是新闻界欧阳醇教授的名言，而张先生虽同意这个说法，但他说过「这也是最容易让人迷失的行业」所以他对自己要求甚严，努力读书、吸取新知。以致由报社的采访工作、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广播节目的制作与主持、电视节目的制作与主持、报社编辑政策的订定到最具教育功能的公共电视台的设立，都能有他独到的做法与看法。因为对音乐文化、表演艺术的热爱，张先生藉著不同时期的工作媒体，将这些精致艺术介绍给人们，并教育人们如何来欣赏这些精致的艺术。

一九五〇年，张先生在高雄担任《新生报》记者时，同事即看出他对音乐的狂热。他们记得在工余之暇，他必捧著一本大书在硏读。（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一本英文的音乐辞典）张先生吿诉他的同事说：「这本书南台湾就这么一本，我从高雄美国新闻处借来的，我在背它。」那是说，他不止在阅读。这些轶事，在张先生过世后，他的老同事吴梦桂把它写出，刊登在六月廿五日的《联合报》上，篇名〈榻榻米上的张继高〉。由此印证张先生时时对后生晚辈说的「严肃音乐是要学习的，即使不能学而知之，也要有困而知之的精神」。有了这样厚实的音乐知识的基础，张先生便以「吴心柳」的笔名在报章杂志写音乐文章，如《中央日报》的「乐府春秋」、《联合报》的「乐林广记」以及一九五七年十月创刊的《音乐杂志》。

见证合湾早年表演艺术史

国内历史上第一次外国交响乐团来访是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美国国务院把一百零六人的空中交响乐团送到台湾来举行一场演奏会。当时的台北没有音乐厅，也没有人懂得如何办理国际性的音乐会。结果是由当时蒋夫人的妇联会主办、美国新闻处协办，地点在半露天的三军球场（即是现今北一女中侧门那一片广场，四十年前是一处有顶棚的篮球场，可坐七千人，全国重要球赛，都在那里举行）。演奏会当天下午七时起即交通管制，以维持安静，不料，演奏会中仍不时传来中华路上火车经过的汽笛声。

张先生在〈远东音乐社始终〉这篇文章中特别敍述这次音乐会。也指出「这次音乐会对台湾的音乐活动所注入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一年四个月之后，一九五六年十月美国国务院又派来名大提琴家帕特高尔斯基来台，正好国际学舍（现已拆除供大安公园用地）刚落成，便在那儿举行独奏会。张先生在〈远〉文中写道：「记得那位大提琴家演奏会后笑著说：『我总算在仓库也开过音乐会了！』」这场音乐会便是由江良规博士主办的。由于当时的江先生在台北非常活跃，英文、德文都好，做事干练负责，在一时找不到更适当的人办音乐会时，江博士是最佳人选，加上江太太周崇淑女士出身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专攻钢琴，当时正在师大音乐系任教，对主办音乐会相当支持。于是便以江先生开设的远东旅行社名义举办这类活动，结果一共办了九场音乐会，大部分都是在国际学舍举行。

中山堂首次传歌声

一九五七年十月名黑人歌唱家玛丽亚．安德逊来台，当时可说极为轰动，十月的天气相当热，国际学舍根本无法举行音乐会。张先生在〈远〉文中敍述道：「这时候江先生已认识了张继高，当时张是《香港时报》驻台记者，他建议江良规直接去找把持中山堂的黄仁霖将军。张先生并起草一封给蒋夫人的信，请求蒋夫人『基于国家的体面和事实上的需要』特准使用中山堂。这封信蒋夫人虽未回复，可是当江先生去拜访黄仁霖时，那位平时高傲而霸气的高大将军，竟表现得格外客气，破例答应可以租用。」

一九五六至五八年间，美国国务院的文化节目非常频繁，于是张先生乃建议江先生，仿美国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的制度，在台湾也开办一个类似的机构，于是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成立了远东音乐社股份有限公司，为了纪念开幕，在中山堂一连串举行了四场音乐会。

远东音乐社前的「长龙」

一九五九年，张先生虽然人在香港担任《香港时报》副总编辑，但关于音乐会的曲目选择、音乐家的人选及翻译节目单、写曲目分析、宣传资料等等仍由江先生寄到香港给张先生处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张先生返台，又开始有计划地和国外音乐经纪人取得联系，于是远东音乐社的名字开始在国际受到注意，国内听众热情也高。张先生在〈远〉文中敍述道：「许多好的音乐会在开始售票之日，天不亮就有人来排队，每次都得请警察来维持秩序，怀宁街远东音乐社大门玻璃，不知被挤破过多少次。」

一九六〇年维也纳音乐院合唱团（混声合唱团），第一次来台时，在台北宾馆的酒会中，江先生心脏病突发昏倒后送至中心诊所，住院月余才康复出院，那年江先生才四十六岁，不过对办音乐会之辛劳有了戒心。而此时张继高只有卅多岁，干劲十足，充满理想。在〈远〉文中，张先生指出：「当时，我只能做事，一旦赔了钱还得请江先生想办法，不过江先生从来没有为贴钱的事发过牢骚，最多只是开张继高的玩笑说：『你这个音乐神经病，穷忙了半天，累得要死，我的钞票也不见了……』。」

一九六五年，江先生的健康日差。九月一日记者节这一天，他把远东音乐社的股权全部让给了当时正任职中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张继高。江先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逝世。到了次年，音乐社成立十年，张继高统计出十年间一共办过一百四十五场各类型的音乐会，平均每年十二场强。

准备汽车送回观众换装

「创业，总是一件艰辛的事」。在江先生逝世周年时，张先生写的〈江先生对社会音乐发展的贡献〉一文就敍述道：「台北不是一个常有国际性音乐活动的城市，朝野对这类事情都缺乏认识，加上中外的隔阂。主办人到处进行说服、央求、请托、抗拒等极尽词费的工作。同时还得开始「教育」听众。例如：婉拒穿木屐的听众进场，规定开演后马上关门，在第一首曲子没完之前，暂不准进场，以表示对音药家的尊重，此外，为了维持场内秩序，儿童不准入场，在初期实行时，江先生还特别在中山堂门口准备了几辆出租汽车免费让听众把带来的小孩送回家去。」

「请尊重音乐演出，保持安详」

往后几年张先生与人聊到远东音乐社初创时，总喜欢提到穿木屐来听音乐会的事情。我记得他还说过：「当时，我们口袋中准备著零钱，遇到不肯回去换鞋或将孩子带回去的，我们便出钱叫三轮车，拉这些人回去换好鞋再拉回来听音乐会。」对于音乐会上的礼貌，张先生于一九七八年间，听林怀民提到在华盛顿参观贺许洪现代美术馆，发现了一张吿示牌，吿示牌上的大标题是「为什么我们拜托你不要动手」，内文的解说很令人感动。张先生便写了一篇〈音乐厅是做什么的？〉先刊登在拥有较多读者群的第廿七期《时报周刊》上，张先生自己的《音乐与音响》杂志则稍迟在十月号（64期）刊出。这篇文章中，张先生便试拟了一张吿白，大标题是〈请尊重音乐的演出，保持安详〉副题是〈音乐厅是做什么的？〉，张先生更愼重的是，将这篇吿白，请美术设计胡永先生，设计成一个固定形式，在每次远东音乐社所办的音乐会节目单中刊出，而当一九八一年高雄中正文化中心成立，及一九八七台北中正纪念堂落成，《音乐与音响》杂志在刊登这两栋建筑物内演奏厅的种种设施时，张先生一定提醒编辑将〈音乐厅是做什么的？〉的这篇吿白同时刊出。

远东音乐社自成立到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宣布结束营业，历经二十五年，主办的各类表演活动计三百四十六场，其间所有与国外艺术家、艺术团体的通讯，全由张先生自己处理，演出时的艺术家介绍、资料的翻译、宣传资料的撰稿也都是他一手处理，表演艺术文化就在张先生这种严谨、认真的态度下推展开来。

「空中音乐厅」空中传送「少年音乐会」萤幕播出

当张先生的新闻工作领域由报纸跨向广播，在中广担任节目部副主任、新闻部主任时，主持「空中音乐厅」这个节目，又成了更实际推展音乐艺术的管道。而中视开播后，担任新闻部经理的张先生，又将推展音乐文化的触角伸向电视。已故美国名指挥伯恩斯坦年轻时指挥纽约爱乐管弦乐团教育靑少年听古典音乐的录影──「少年音乐会」，这个节目，在每周日下午三时在中视频道播出，今天四十五岁以上的乐迷应该会记得。这个节目是当时张先生向中视上级极力推荐引进的。

「知音人语」专栏是《音乐与音响》招牌菜

不断在追求新知、新技术的张先生，聆听音乐的同时，对于音响的要求也是相对的。所以对音响知识、音响技术的硏究也是一样认真，当这些知识、技术充实、累积到某个程度，他又开始教育爱乐者。因此中广调频台的「音乐与音响」节目就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一日开播，这是广播中第一个谈论音响的节目。播出后受重视的程度，「是事先没有料到的」张先生当时这样吿诉我。于是十七个月之后，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音乐与音响》杂志创刊，张先生在创刊词中特别强调「音乐是目的，音响是手段」至今，这本杂志成了寿命最长的一本音乐杂志。杂志中的「知音人语」专栏，是张先生的个人专栏，是这本杂志的招牌菜，很多非爱乐的读者，都冲著这个专栏来订阅，其间因张先生身体不适未刊出时，询问的电话即未断过来。杂志创刊十七个月后，一九七五年元月，举办了第一届音响大展，把本省爱好音响的风气鼓荡起来。这是张先生生前最喜欢谈的乐事之一。

新闻记者出身，又极勤于笔耕的张先生，利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理念、动向是流畅又精准的。一九八〇年应聘为《联合报》顾问，联副上的「未名集」专栏，更是有心读者不仅一读再读，更要剪下、复印在同事、朋友间传阅，甚至要求属下「这是必读的好文章」，可见人们对张先生理念的敬佩。

当国内电视发展到需要政府以更公正、更客观的立场来成立一个公共电视台时，张先生义不容辞，抛下台北的事务，「躱」（他自己形容）到新竹淸华大学教授招待所，不吿诉任何人他的电话，在那儿集中心力，将他多年硏究的电视传播理论、在电视台工作的经验以及国外电视台经营的现况，重新审视，写下成立公共电视台草案，结果未获通过。如果当时有所转机，相关的表演艺术可能就可藉这个电视台，陆续介绍给社会大众。

癌症末期仍不忘传播美好音乐

今年莱比锡交响乐团来台演出，当听到「台北之音」预吿转播音乐会时，即猜测这件事想必是担任「台北之音」董事长的张先生策划的吧！结果在六月廿二日，张先生去世第二天，许博允在追念文章中，即提到张先生在癌症末期，人在北京以气功治病时，仍不时与他连络台北转播音乐会的情形，这次的转播，包括户外转播以及广播的转播，受惠的社会大众更广。

笔者在《音乐与音响》杂志创刊前即跟随张先生学习编辑事务，计工作十余年，受益颇多。记得每次张先生交待我该处理的事后，总会问问家中情形，也教我该如何持家，最可贵的是，他会和我聊起他最近碰到的人、遇到的事，忧心、喜乐都写在他脸上，从他的言行上，受到很多启示。我一直尊称张先生为「张老师」。最近我常在想张先生能这么潇洒、豁达的离开人世，主要是他曾经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