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在去年底过世了，曾写过《曹禺剧作论》的田本相，写下了他亲炙大师过程中的点滴心情。其中谈到曹禺自述《王佐断臂》故事的启示：「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更是令人低回不已。
一九三六年，姚克（辛农）先生在他主编的英文《天下》月刊上，不但把《雷雨》翻译为英文，并对曹禺的戏剧天才给予高度评价，他把曹禺比嗜喩为刚刚升起的一颗新星。
六十年之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三时五十五分，这个为中国人所敬仰的巨星陨落了！
他走得十分安祥。他的夫人吿诉我：十二日上午，她把做好的西装取回来，请曹禺先生试穿。这是为参加第六次文化会准备的。当时她发现先生有些发烧。经检查，是肺炎。但打过点滴就退烧了。
十三日淸晨二时，护士查房看先生睡得很好。三时四十分，看护小白还给他喝了水。三时四十五分，护士长来查房，发现先生呼吸过缓，她赶快请医生来。抢救了十分钟，三时五十五分，心脏停止了跳动。人们都说先生是睡过去的，他的死也是有福气的。
记得画家黄永玉根据先生的书法的「气势雄强，间架缜密」，判定他「是个长寿的老头」。先生是既有福又长寿的。
让我转入戏剧硏究之路
这些日子，我精神恍惚，沉浸在悲痛之中。一九七八年，我写《曹禺剧作论》，完全是偶然的原因，也并没有想拿给先生看。但出版社考虑它是第一本系统硏究他的戏剧的专著，还是请他审阅为好。
想不到，他不但很快看过，还亲自写信给我；约我在他访美归来后长谈。更想不到，第一次见到他，他就把我的著作引为「知心」之作。他的鼓励，使我深为感动。从此，我同先生开始了一种让我永生难忘的特别的情谊。他是我的长辈，我的老师；同时，我又是他的硏究者和传记作者。
先生的信赖和提携，改变了我的学术命运。我本来专注鲁迅硏究，是先生的鼓励，特别把撰写《曹禺传》的任务交给我，让我转上了戏剧硏究的道路。
在写传过程中，我们有几十次的长谈。谈他的身世和家庭，谈他生下三天便失去生母的终生痛苦，谈南开，谈淸华，谈他的恋爱和婚姻，谈创作，谈朋友，谈剧坛轶事，谈他对人生，对人类，对宇宙的遐想和沉思……我得以走进他的人生，走进他的内心，走进一个伟人的灵魂世界。
我不能说，我是最了解他的人，但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天才，一个伟大的天才。当我同他交往时，他已年近古稀了。但他那迸涌的灵感，神来的见解，精辟的妙语，令我顚倒，让我沉思。能够同这样一个伟大的灵魂交流，是我人生的幸运。
他是一个十个宽和的人
他是一个十分宽和的人，他的内心像海洋那么广阔激荡，但他永远是平静的。他拥有睿智，但永远是那么谦虚。他对我这样的晚辈，从来是平等的，从来没有教训，总是一种探讨和商量的态度。
我每次去看望他，无论是在家里，在医院，他总是在临吿别时，把我送到电梯前，我真是于心不安。他的宽和同时还表现在，只要是有人来求他，他是每求必应的。正因此，我更不忍心劳烦他。特别是近两年，我回绝了一切要我向先生求字，求文，求留影的要求。因为我看到他为中国文艺界操劳的辛苦，看到他的病情，就不忍心开口了。
先生对于中台港戏剧界的交流是十分关心的。记得一九九二年，大陆戏剧代表团访问台湾。我到病院看望先生，他说一定代他问候李行和贡敏先生。他说，「李行先生找我，在台湾演《雷雨》，他是第一个，这是不简单的。他们要求在演出时，对《雷雨》要有所改动。《雷雨》本来就很长，不改动是没法演出的。我满口答应了。贡敏后来还到医院看过我。这个人很讲情谊，也很谦虚。」
我说，台湾也请您去，您身体不好不能去了，能不能写幅字送给台湾中华戏剧学会。先生说，那太好了。他立即让小白准备笔墨。题写了：「增强戏剧交流，繁荣中华戏剧」。这代表了他的心愿。当我从台湾归来，贡敏先生特意让我带钱送给先生买补品，贡敏吿诉我：还在台湾戒严期间，他就偷偷地读了曹禺的剧作，给他以深刻的感染，心仪先生已久。虽从未见面，但先生成为他心中的老师，始终怀蒙对先生的尊重。这也使我深为感动。
在台湾访问期间，我深深感到台湾戏剧界的朋友对先生的敬重和爱戴。我向先生汇报了这一切，他是十分高兴的。他说，多年隔绝了，一定要多交流，采取各种形式交流，都是骨肉同胞啊。正是由于他的鼓励和支持，我才敢于挑起承办「九六中国戏剧交流暨学术硏讨会」的重担。他对我说：「本相，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你大胆去做。这是大好事，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我说，由您担任组委会的主席我就有了靠山了。他说，我当名誉主席吧。
自从到话剧所工作，先生给了我许多支持。从举办「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国际硏讨会」，到「九三小剧场戏剧展曁国际学术硏讨会」，只要我去请求他担任主席或出席开幕式讲话，他都慨然应允，我是十分感谢先生的支持的。我想，不只是我，所有的人，都会感到，失去他，中国的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界就像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精神支柱。
「我好悔恨自己啊！」
先生带著巨大的艺术声誉走了，同时，他也带著巨大的悔恨走了。
经过「文革」的灾难岁月，他对自己，对人生，对社会都有了更冷静更深刻的反思。当他对我谈起他的生活和创作的道路时，他不但没有半点沉醉，而总是带著悔恨和悲哀。
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本相，我这一辈子写得太少了！，我好悔恨自己啊！」开始，我以为是先生的谦虚，但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委实感到他内心的沉重和苦闷。
有一度，他对自己无法摆脱的困境是相当苦恼的。「什么事都找到我的头上，什么戏都请我看，什么会都要我去开，我推不开啊，我抹不开情面啊！我真苦恼极了！」
他在悄悄地使劲，特别是他感到老之已至，就更有一种迫切感，或者说急躁的心情。他躱到上海去，就准备把在抗战末期只写了两幕的《桥》重新写过。为此，他作了许多采访，查阅了不少历史资料。但终于未能写出。
有一次，他同我很伤感地讲起《王佐断臂》的故事：「做人真是难啊！你知道《王佐断臂》的故事吧！戏曲里是有的。陆文龙好厉害啊！是金兀术的义子，把岳飞都弄得头痛。是王佐断臂，跑到金营，找到陆文龙的奶妈，感动了奶妈，把陆文龙的真实遭遇讲明白了，这样才使陆文龙认淸金兀术，他终于明白了。王佐说：『你也明白了，我也残废了！』这个故事还是挺耐人寻思的。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大了。」
从先生的谈话中，我深切地感到，意识到的悲剧是更痛苦的。他已流露出无奈之情，再也无法挽回过去和无力把握现在了。
再没有他把画家黄永玉的信读给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听，更能表现他的坦诚，决心和悔恨了。黄永玉是先生的好朋友，他曾满怀期望写信给曹禺，希望他再写出像《雷雨》、《日出》那样的杰作来。
信中写到：「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创作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望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满醒于混沌之中。」爱之弥深，批之弥严。其中不无偏颇之处。先生把这样批评的信读给阿瑟．米勒，连阿瑟．米勒都为之迷惑震惊；但这确反映了先生的坦诚，还有重新奋起之决心，同时也有一种悲壮。毕竟他年老多病，不能随心所至了。
即使在住进北京医院的八年中，他都没有放弃他的努力，他构思过两部独幕剧，有一个叫《老呆瓜》，写一个呆傻老人的故事。还拉出提纲，可惜都没有完成。他在医院只写了十几首小诗……他确实带著遗憾和悔恨走了！
先生对戏剧的贡献是历史性的
十一月二十六日刚刚开过《曹禺全集》出版座谈会。虽然他没有亲自出席，但委托夫人在会议上致答词，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格外高兴的。
记得，一九九四年岁末，他约我到医院，就河北省花山文艺出版社打算出版全集的事，征求我的意见，并委托我编辑全集。我是诚惶诚恐，既深感荣幸，又觉得担子很重。先生的信赖和期待，使我不敢稍怠。
当我听到这部经过先生亲自审定的七卷三百万字的全集出版后，先生感到慰藉和满意，我的一颗心才落到地上。我在座谈会上说：
曹禺先生对中国戏剧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他的代表作如《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戏剧的经典．这些剧作不仅标志著中国话剧文学的成熟，而且显示著他是二十世纪世界话剧发展潮流在中国的一个最杰出的代表。
他不但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这部全集，还展现著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著中国话剧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而其中关於戏剧的论述，则凝结著宝贵的创作经验以及对戏剧的哲学的美学的深思和体悟。曹禺先生对中国的戏剧教育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任教于国立剧专，创办中央戏剧学院，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戏剧英才。
他所创建并一直领导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实现了当年他和张骏祥、黄佐临的梦想，即在中国建立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和声誉的，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大剧院。他不愧是中国的戏剧大师。
我没有想到，我的这些祝词却成为他的悼词。他的戏将一代又一代的演下去，他的戏将万古流传，他的名字将永垂不朽！
文字｜田本相 大陆中国话剧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