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抢救教科文」大游行中，文化界首次动员众多表演团体参与，但这样难得的结合仍然吸引不了大众的目光，「教改」依然是众所瞩目的焦点，面对这样的情势，表演艺术界在未来该如何自处，是値得深思的。
今年七月间国大修宪取消了教科文预算占中央政府总预算百分之十五的下限后，国内教育、文化及科学界先是震惊后感到气愤，于是联手成立「抢救教科文连线」，先进行「誓师击鼓、名人开讲、万人连署」活动，再于九月二十七日全省北中南举行大规模罢教、罢课程与包括教育、文化、社团、亲子及其他团体的游行活动、当天并于台北国父纪念馆设置六个表演场、五十多个单位进行户外教学；整个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艺术界最大团结案
和过去相比，此次游行，文化界算是最团结的一次了。当国大取消下限后，林怀民即公开谴责此一「亡国之举」，之后表演艺术联盟加入「抢救教科文预算连线」，提出四项文化诉求，包括：宪法明定保障教科文预算在中央政府总预算中不得低于百分之十五，其中文化支出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宪法应赋予艺术团体与艺术工作者法定地位，合理保障艺术家的生活与环境；政府应积极为文化订定相关法令，以确保文化人才之任用、文化团体之运作、文化环境之成长得以保障；加速规划成立文化部等。而在游行当天，包括朱宗庆打击乐团、台北民族乐团、果陀剧团、鞋子儿童剧团、太古踏舞团、台北爱乐合唱团、小西园掌中偶剧团、组合语言、丝竹室内乐、采风乐坊、小剧场联盟……等文化团体及个人，或参加当天早上的教学摆摊，或加入下午文化大队的游行行列。表演艺术联盟陈琪表示，在原先教科文下限保障下，文化支出仅占教科文支出的百分之六点八，与教育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二、科学支出百分之二十八相比，简直是弱势中的弱势，因此曾考虑是否要参与，争取预算大饼的「屑」；斟酌一番，认为现在所修的宪法应更具未来性，因此文化界该趁此机会站出来，让社会大众了解文化单独被保障的必要；而此次的串联伸援，对一向只专注于创作，不愿参与政治的表演团体而言，也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先天被迫不良后天自愿失调
陈琪认为，虽然和以前相比，艺文团体此次付出不少，然而整个活动下来，始终被教改光芒掩盖的结果还是可以预期的，原因在于致力于教改的团体已有十多年的社会运动经验，有淸楚的数据资料与需求可以对政府 「喊话」；而文化界除了在过去数十年受「重经济、轻文化」的政策环境长久压抑之外，也因害怕政治介入创作，多不愿与官方接触，运动经验较少，再加上本身缺乏硏究数据资料，造成今日体质羸弱，「发声」困难。
然而除了先天环境的不良外，在后天发展上，文化团体不得不自负一些责任。在政治逐渐走向民主开放，思想不再受箝制的今天，当其他社会团体大都已和执政立法者取得彼此对话空间时，文化团体却还只专注于本身的创作，抱怨环境不好、补助太少，而忽略了应该立即急起直追，探寻能促进生存的游戏规则，同时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以这次「抢救教科文连线」的运动为例，文化界的参与仍被新闻媒体处理成附属事件，而不见文化界的主体需求，文化版记者于国华、江世芳及杨莉玲均认为，就新闻决策上，有焦点的容易优先被考虑，于是「教改」诉求成了整个事件的焦点，相形之下，文化界内部恐怕较无一个明确具体的共识。立委范巽绿表示，「教改」对预算的争求有「小班小校」的目标，文化界对「文化支出不得低于百分之二」的诉求，具体要达到的目标在哪里？不只是抗议文化不入宪、艺术未生根、没有被保障，还该思考为什么条文未取消前，没有主动关心、争取应得的权利？政府以及文化界本身各该负什么责任来让艺术生根？这些自然皆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找到答案，但若文化团体本身只顾著闭门造车，只会频频抱怨环境的恶劣，未主动致力改善，那么创作环境的供需是永远无法达到平衡的。
药补、食补「运动」最补
虽然这次活动再一次证明文化艺术的弱势，但若乐观的看，此次游行结果激发一些人致力化抽象的宪法条文为具体的补救措施，如立委朱惠良提出「文化基本法」及其持续进行结合地方文史工作室的文化关怀站；而表演艺术联盟也将搜集各国文化预算的比较资料，为台湾表演艺术界发「声」做准备。至于艺文团体，朱宗庆认为，未来也许可以联合举办活动或制造一些议题，如明年开始实施周休二日，人民的休闲时间增加，文化团体可以开始规划可能的方向，使社会大众注意它、进而需要它。艺评家陆蓉之则认为，文化团体必须开始学著参与资源分配的游戏，依照合理的法规提供保障，让文化不再弱势。
长久以来，被动等待政府牛步般施予的文化界，在政府应允开了「文化部」的药方后，艺文团体除了埋首创作之外，应该一起运动运动，熟悉攸关自身利益的游戏规则，并在过程中实际摸索、了解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部，以及该有怎样的作为，才能找到最适合的养生之道，吿别羸弱体质。
（本刊编辑 祁雅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