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姚先生不媚流俗、不求现实名利的精神价値，是我们希望在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中加以留存、记录（记忆），以供后来者追念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该以同样的坚持自我期许，以同样严肃的态度、不计私利或个人情感地对姚先生的创作与理论加以检视，或许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方式。
「纪念硏讨会」的政治性
从一个非常「政治」的角度来看，类似「某某纪念硏讨会」的活动，或所谓「纪念专集」的编纂，多半都是一个「书写权」或「解释权」的议题，也就是正统传承的议题（究竟谁代表正统，谁拥有最后的诠释权），真正的理性思辩或讨论反而经常成为次要。尤其在传统「为先人讳」的想法牵制之下，纪念活动之流于形式、或缺乏实质的论辩意义，几乎就是无可避免的事。笔者提出这样的说法，不在否定私人情感关系的价値或正当性，而在试图指出这种纪念活动的吊诡之处：在试图以怀念的姿态肯定逝者、表现宽恕的同时，某种背叛的、掠夺的、否定（思辩价値）的鬼魅却也隐隐浮现。这种鬼魅表现在外的，便是批判性的薄弱、和对私人关系（记忆）的反复回归。
由国立艺术学院所主办的「姚一苇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硏讨会」，便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在姚先生逝世一周年之后，我们所听到、看到的仍然是满溢私人情緖的语言与姿态，也还是看不到对一个历史人物、或一个文学现象的深入探讨或归纳整理。
就笔者所参与的部分（下午的场次，以姚一苇先生的戏剧著述为主题）来看，虽名之为公开，但会场中却充满一种私密的、同一族裔情感联系的气氛。从主持人到发言者（包括论文发表及讲评人、和台下的观众），许多人经常在提出论述之前，先「简单」描述一段个人与姚先生（老师）的私人关系（包括私人情谊、工作上的合作、持续的支持和共同分享的历史情境）。除了提出私人记忆以符「纪念」的名目外，其实这些回忆的用意，或许也在借以确定发言者个人的书写／诠释位置（不仅在这次的硏讨会上，更是在本地的剧场界里），为自己的创作／论述背书。这种私人关系的本身，自有其无法取代的情感、或甚至历史性的参考价値，但对于学术硏讨和理性思辩的价値，则实在有待商榷。与此相应的，便是硏讨会主体──论文及讲评──之缺乏批判性与讨论的可能。
阐述多于评论
在当天针对姚先生的剧场著述所提出的论文中，除了纪蔚然教授所提出的一篇有较为明白的批评论点之外，其他作者的文章多仅限于对其作品的阐述、而非评论，或甚且在情感上亲身涉入，而忘了身为批评者的角色与责任。
陈传兴教授对于姚先生晚期作品《X小姐》所提出的，一篇以傅科为主（关于监狱、医疗体制的处罚禁制）兼带有认识论、心理分析的导读文章，对《X小姐》进行绵密的文本分析，却在交错繁复的文理中失去对剧作本身的评论意义；蒋维国教授的论文，以「倘佯于现代的『前卫』与传统的『本位』之间」做为结语（也同时是起点），虽然意在肯定姚先生之不从流俗、不忘根本及自我鞭策，也或许颇能掌握姚先生的治学及生活态度，却因为缺乏实质的论证（如姚先生对于现代意识的掌握，除了文中所提出的引用现代形式和对于封建传统的质疑外，是否还有其他面向？姚先生对于当代文化论述的理解及态度，究竟是因为有所坚持而不致迷失，或者根本从未进入这些论述的核心？）而显得空泛，并且让人有「时空错乱」的感觉（其文章标题及内容重点，让人不禁怀疑：姚先生是否为最后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者？）；林国源教授的论文，则更像是一篇关于《诗学》硏究的资料索引，对于姚先生如何以其《诗学》硏究「开拓古典美学硏究」、建立典范、或个人独创的美学批评体系，则完全未有论及，至于以「典范在夙昔」、「不废江河万古流」之类的「官样」字眼总结姚先生的学术境界，一方面完全混淆了私人情感与学术道德的界线，另一方面却也明白地印证笔者在文章开头所提出的观点──关于正统与诠释权的问题。林教授的文章，除了（试图）确立姚先生在本地剧场美学硏究领域中的正统位置外，论文（及宣读过程）中不时带到的师生关系，却也很难不让人有其他的联想。
纪蔚然教授所提出的论文，是唯一有较为明确的批评观点，并且以较具实质的论证描绘出姚先生对人文主义和传统美学的执著、脱离刻板意识宰制的努力，及其面对现代意识／议题时的困惑与「词穷」。但纪教授的论文有一个明显的弱点：过于强调创作形式与内容的文本分析，却忽略了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之所以黄建业教授会对于纪文，提出忽略了姚先生令人动容的人文精神的批评──虽然这样的批评，其实也是对创作／历史条件关系的另一种误解。）因此，笔者无法同意纪教授所言，姚先生的政治经历与其创作的关系并不重要的观点。如姚先生在《重新开始》剧中对于后现代文化论述的批判，之所以让人感觉虚浮薄弱，就在于他过于坚持（传统意义下的）文本或所谓人文／人本的绝对价値，而忽略了后现代历史条件与文化论述的密切关系，将后现代文化情境的政治性误解为「无可分辨」的混沌弃绝。
散漫的即席回应
除了论文本身的缺陷之外，当天讲评者及观众的发言也令人十分失望。对于论文的讲评和提问，或者是流于私人情感的陈述（如赖声川教授对蒋文的讲评）、或者是不知所以的嘻笑嘲讽（如杨泽对陈文的讲评）、或者是盲目的崇拜（如某观众）、或者是因历史条件谬误所导致的误解（如黄美序教授对纪文所提出，关于姚先生的创作条件的补充）、又或者是自陷于语言／逻辑论述的迷障（如廖仁义教授对林文的讲评），不仅未能对论文本身提出有意义的质疑或补充，更甚者是背弃了学术硏讨的严肃意义、和记忆（不论是个人的、集体的、情感的、或智性的）的深刻价値，徒有纪念之名，却任由背叛的、掠夺的、否定（思辩价値）的鬼魅在稍嫌阴暗沈闷的会场中流动。
如果将这些论文与讲评讨论品质的种种问题，放在「诠释权」或「正统」的脉络中检视，其实具体而微地描绘出台湾剧场界的诸多问题，这其中包括门派的建立与传承、剧场势力范围与资源的分配，以至于学术硏究的整体质量。简言之，这是一些政治性的议题，但在本地的剧场界里，政治性的议题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姑先不论会议的学术或纪念价値，「姚一苇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硏讨会」其实正好提供了一个省思检讨这些问题的机会。
在本地当代剧场的发展中，姚一苇先生以其等身的著作，确实建立了一个値得严肃探讨的「传统」，同时也是一个値得深究的「文化现象」（由众多弟子所形成的门派？）。姚先生在剧本创作方面所累积的成果，尤其是对于文本的经营，依旧让许多新一辈的创作者汗颜；他在理论方面的深厚基础与成就，也还少有能超越者。对在他身后继续从事创作硏究的我们，唯一有利的条件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时空、和前人累积的成果，让我们的追随、超越、批判、顚覆有所依据。如果姚先生不媚流俗、不求现实名利的精神价値，是我们希望在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中加以留存、记录（记忆），以供后来者追念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该以同样的坚持自我期许，以同样严肃的态度、不计私利或个人情感地对姚先生的创作与理论加以检视，或许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方式。
就如德国当代剧场工作者汉纳．穆勒（Heiner Muller）对于现代剧场大师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态度一样：「利用布莱希特而不对他加以批判，才是对他的背叛。（It's treason to use Brecht without criticizing him.）」
文字｜陈正熙 国光艺校剧场艺术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