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剧评」现象其实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议题，这个议题大约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剧场资源分配的权力关系，一是历史定位与解释权的争夺。
「现实」与「艺术」的多重关系
在艺术创作的世界里，所谓的现实（特定的历史时空）不仅只是一个取材的来源或模拟的对象，或者创作者企图超越的、不变的客体，更是一个时时介入创作过程、时时影响著创作意识的重要变因。在剧场这样一种深植于现实土壤的艺术形式，这种介入、影响更是不容轻忽的。
从这个论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剧场的完成不在于排演结束、搬上舞台、大幕升起的那一刻，观众的观赏、感动、批评，才是（阶段性地）完成作品的契机所在；由此，我们也才能对本地剧场中（大约从民生剧评出现以来），在本地剧场中时而爆发的（多半时候只是在口耳、或日渐流行的表演艺术网站之间流传）创作者（和支持者）与评论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我所谓的「反剧评」现象），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除了对作品形式、内容、理念的不同意见（偏向于所谓艺术层面的争议）之外，这种「反剧评」现象其实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议题。这个议题大约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剧场资源分配的权力关系，一是历史定位与解释权的争夺。
资源分配的权力关系
就剧场资源分配的权力关系而言，在诸多对于剧评的批评（或甚至攻讦）里，有两个反复出现的论点非常有趣：一是评论者不知民间疾苦，无法理解创作过程与剧团经营的艰辛；一是评论者视现场的笑声与掌声如无物，对戏的批评等于对满场观众的侮辱。这样的批评一则流于情绪，更严重的却是完全误解了剧评的存在意义：没有哪一个剧评者，是以「毁灭」一个剧团为写作的起点或目的，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并不必然就代表正义或真理。除此之外，笔者对于这样的批评，却还有更深一层的疑虑。
在资源有限的状况下（狭隘的市场、能力有限的政府辅助体系、极度缺乏的民间赞助），经营剧团或演出制作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在艺术热情的支撑下，如何争取更多制作资源，其实是更为迫切的问题，而权力关系的建构正是其中的关键。剧评对演出票房、对掌握分配资源者（包括政府与民间的补助审议单位／个人）的潜在影响力，牵动著创作者（经营者）与观众、与资源分配者的权力关系运作，自然也对资源的分配取得有一定的决定作用。
笔者提出这样的论点，并不在否定创作者争取观众、争取经费补助的努力，而是企图指出其中隐含的危险性：在争取票房营收（以维持剧团生计）的同时，创作者是不是想过对于观众的社会责任问题（大众的生活意识、对周遭社会环境的认知、娱乐的营养成分问题）？在争取政府单位补助的同时，创作者是不是想过被特定意识型态决定的问题（这一方面，我们只需简单回想几年前的美国国家文艺基金会NEA，在补助政策上所引起的一些争议，和义大利评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关于文化霸权的论述）？
这些权力关系的问题，与历史定位、解释权的争议也是息息相关的。
对评论者资格、地位的论断
另外一些经常出现对剧评的批评，集中在对剧评者扮演评论角色的「资格」与「地位」方面：或者是评论者不曾编导、不会表演，如何能对演出成果（许多「专业」创作者的心血结晶）加以评断；或者是评论者无视编导的创作理念，以完全主观的论点妄加论断；或者是剧评者以「唯我独尊」的态度建立起不容异论的「一言堂」，以「不变的一把尺」去评断各种不同形式的演出。
无论从创作与评论的分际来看，或从所谓主观意识的决定作用来看，这些批评的立论基础其实是非常薄弱的：如果将评论者的解读视为另一形式的创作行为，编导者的观点（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可以有「源自自身生命情境」的正当性，难道评论者的主观意识、观点与个人生命情境的关连就毫无根据？如果编导者的特定关怀可以延续成为「个人风格」，为什么评论者的「不变的尺」就是一种罪过？（更何况从未曾出现确实的论证，支持所谓的「不变的尺」说）至于不同专业领域所需的条件、所担负的责任之间的区别，更是剧场（或其他艺术形式）的基本常识，以略带「挑衅」的口吻要求剧评者上台亮相（以体验演员生活之甘苦与不易？），不过是无稽之谈，不値一论。
无论是无理的强辩，或者强加附会，这些针对评论者的「资格」与「地位」所提出的批评，其实不离前文所提的「历史定位与解释权」的争夺。这其中尤其以所谓「一言堂」的指控，最能表现出这种隐藏在内的意图。
争夺历史定位与解释权
无论就制作的规模（包括周遭环境的配合）而论，或就创作理念的深刻程度而论，本地的现代剧场其实并无所谓主流与非主流的明显区隔。或者是外来观念与形式的引入（如所谓的后现代），或者是对于现实环境的直觉（但多不具批判性）反应（如所谓的本土化风潮），本地剧场其实还在摸索、摆荡、试图建立传统的过程里。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权与历史定位的争议自然难免（这之所以对于小剧场十年的功过迄无定论，这之所以尙未出现一部描述台湾现代剧场──尤其是在国府迁台之后──的专业著作）。创作者如此，评论者也难不被牵扯在内，评论者的发言台（报纸杂志的版面），和创作者的舞台一样，也不过就是上演这种竞逐的场所。
但所谓「一言堂」的指责，其实不仅否定剧评者理性思辩的可能、和她／他同样拥有的历史解释权（却也没有理性论证的支持），相反地，却同时反证了创作者争取、建立、巩固发言位置的企图。这种解释权与历史定位的争夺，并非道德善恶的问题，关键只在于：争议双方的论证是否奠基于理性思辩的基础上，有无开放讨论空间的共识。在没有理性思辩的支持下，一再重复类似「一言堂」之类的指责，只会让情緖性的发泄取代理性的辩证，让一个原本开放的场域逐渐封闭。
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现实对剧场创作的穿透、介入是无时不在的，本文对于本地剧场「反剧评」现象的这些思考（资源分配的权力关系，历史定位与解释权的争议），当然也大约描述了本地社会的普遍状况。创作者与评论者的紧张关系并不足惧，关于资源分配或诠释权的争议，其实也正是剧场介入本地社会的一个关键所在：唯有在愿意理性正视这些议题的前提下，剧场才有可能成为这个「不知反省」的社会中的一股「淸流」，才有可能对这个社会产生价値。
而这不正是所有剧场参与者（包括创作者、观众与评论者）共同的希望吗？
文字｜陈正熙 国光艺校剧场艺术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