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近八十年人间岁月中的最后二、三十年，林博秋避居在莺歌中湖的深宅大院，位置偏远，有些遗世独立的意味，而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是无奈的选择。初见林博秋，光从粗犷憨厚的外型，很难想像他曾经在台湾的影剧文化中扮演重要脚色。书房里摆满日文书籍与各地搜集来的民艺品，言谈中常夹杂著日语，不会（或不肯）说国语，有些传统仕绅的高傲。但是交谈之后，却立即感受其质朴、风趣的一面。他的语言俚俗生动，非常吸引人。我第一次打电话找他，客气地说要去向他请教，他立刻接了一句：「欢迎来请教兼食午（餐）。」俗又有力的谚语，立刻拉近主客之间的距离。

剧场里燃烧艺术热情

虽然贵为富家子弟，但林博秋一点也不似温室花朶。他丰富的人生阅历起源于从小对矿场工人生活的观察与关怀。二二八之后，许多不同行业的人为了避难，也到林家的矿场当矿工，林博秋经常跟他们接触，无形中也增加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他所处的时代是台湾近代变革剧烈，热情文化人在为台湾文化找寻出路的时代。与一些激情的文化人相比，林博秋的性格毋宁是属于浪漫而温和的类型，有其任性、随兴的部分，但也有保守、退让的一面。他在新竹中学念完四年级之后，到东京留学，先进入日本大学附设的高中部，毕业后再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课余则常到东京新宿一带流连，并进入当地的「红磨坊」剧场文艺部学习，当时该剧场一个月演出三档戏，由文艺部同仁轮流编导，不但要写剧本，还要亲自导演。通常都是前一晚排练，隔天就登台，年少的林博秋做得很辛苦，但也学得很扎实。

让林博秋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被剧场指派担任「新年档」的编导，要做一出喜剧。为了这一出戏，他牺牲了新年假期，每晚都睡在冷吱吱的后台，令他感到凄凉，所以尽管对戏剧兴趣浓厚，这位富家少爷也决定不做「内行戏仔」（职业）。

林博秋在「红磨坊」剧场工作时，也常为一些小剧团编写剧本。他曾经编导了一出《水坪坑》，描写矿工在矿坑生死界浮沈的故事，表现相当抢眼，因为年纪很轻，又是台湾人，被称为「具有作家骨格」。除了东京的剧场经验之外，他曾经回台湾和桃园的「双叶剧场」合作了一出《阿里山》，由简国贤编剧，林博秋导演。在台北公会堂（中山堂）公演时，合作的人还包括音乐家江文也、吕泉生和作家吕赫若。也因为这一出戏，让台北的文化人知道在东京有一位剧场经验丰富的台湾人。

林博秋大学毕业后进入「东宝映画」当副导演，对于影片的制作与导演艺术有实质的经验，也了解摄影、剪接、灯光、化妆，场景等电影技术。不久他被公司派到满州国拍电影，回台湾接怀孕的妻子，立刻被「台湾演剧协会」软硬兼施地留下来担任戏剧指导员。

留在台湾的林博秋，经常到人文萃集的「山水亭」流连。「山水亭」的老板是绰号「古井」的王井泉，他没有子嗣，也不打算领养小孩，因为他觉得「养」名士、文人，比养小孩还要爽快。当时「山水亭」学音乐、文学的人很多，就是没有学戏剧的人才，非常欢迎林博秋的加入。在王井泉的鼓励之下，林博秋首先在《台湾文学》上发表了《高砂馆》；并与这批文化人组成「厚生演剧硏究会」。

一九四三年九月，「厚生」推出《阉鸡》（二幕六场）、《高砂馆》（四场）、《地热》（四场）与《从山上望见街市的灯火》（三场），皆由林博秋导演。其中以《阉鸡》最受瞩目，虽然口白仍用日语，但用了不少台湾民谣，如《百家春》、《六月田水》、《一只鸟仔哮啾啾》。这出戏在「永乐座」演出时，突然断电，观众拿出手电筒，共同照明，才把这出充满台湾鄕土色彩的戏演完。在皇民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际，《阉鸡》被认为充满民族意识，也成为日治时代台湾剧场的经典作。我曾以极虔敬的心请教他有关这出戏的演出情形，没想到林博秋却淡淡地说：「《阉鸡》就是找一些业余演员好好演一出戏，哪有什么政治色彩或反抗意识？演出时停电可能是有人故意作弄，但刚好有人带手电筒，往舞台上一照，台上人就演下去了。」

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林博秋看来，就跟吃饭、穿衣一般自然。谈到这些文化大事，他也是以诙谐有趣的方式带过，很少讲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林博秋导演《阉鸡》当然有其理念。他的理念出自专业剧场人的艺术品味，与「民族正气」、「政治」没太多关系，他不习惯台湾剧场散漫、自由、即兴的演出与制作方式，希望引用筑地小剧场的新剧方式，透过严谨的制作、分工和不断的排演来展现剧场艺术魅力，只是，这样的艺术观点在经历变局的台湾却是遥不可及。

战后的台湾表面自由开放，却有山雨欲来之势。「厚生演剧硏究会」、「山水亭」的一干朋友，热情、积极投入剧场，林博秋反而有些观望，所以当简国贤邀请他导演《壁》、《罗汉赴会》时，林博秋觉得政治色彩太过强烈，而予以拒绝。他参加「人剧座」，并编导两出舞台剧──《罪》与《医德》，对于当时贫富悬殊与人性的堕落有所批判，但比起简国贤编剧、宋非我导演的《壁》却温和许多。《壁》在台北中山堂演出时，舞台中央被一面壁分隔成贫富两个生活场景，讽刺当时社会的不公不义，引起观众强烈的回响，令官方为之侧目，宋非我、简国贤因而惹祸上身。

因为拒绝导演《壁》，林博秋与简国贤从此不相往来，令他感慨不已，因为两人情谊属世交，年龄相近，从小一起长大，林博秋去日本留学时，简国贤去了上海，有一阵子也到日本，与林博秋住一起。简国贤常在家做好饭，再送到剧场给林博秋，顺便看他们排练，一边观摩，一边也学写剧本，简国贤接触戏剧可说由林博秋引入门，两人的友情却又因戏剧而疏远。在林博秋印象中，简国贤是一个怪人，留学纯粹是为了追求知识，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不计较文凭。林博秋说：「台湾光复时，桃园唯一一个跑到大庙前高呼『中国万岁』的人就是简国贤。」没想到竟于二二八事变之后，死于「祖国」手里。

《壁》这出戏，简国贤只提供剧本骨干，血肉部分是闯荡戏台、广播多年，被林博秋消遣为「万能仔」的宋非我加上去的。照林博秋看来，《壁》确实是一出思想浓厚的戏，但没有经过思想教育的人实在看不出它的深意，只觉得赤贫之家很可怜罢了。倒是《罗汉赴会》中有许多调侃政府的部分，容易煽动观众。当国府展开逮捕行动时，以简国贤家族在桃园的深厚人脉，是不难化解这场灾难的，怎奈简国贤坚不妥协，最后被贴上「红色」的标签，死于枪下。而林博秋也受到牵连，备受情治单位的干扰，乾脆收山，回家鄕接掌父亲的家业。

使命感，毅然投入电影圈

在五〇年代初期的恐怖氛围中，林博秋除了继续经营矿业，也投资畜牧业及其他企业，都经营得不错，但相对地，与文化界的朋友少了交往，也不再过问动见观瞻的艺文活动了。「我也怕死啊！」林博秋曾自嘲地说。不过，一九五六年何基明的《薛仁贵与王宝钏》大卖座，许多原本明哲保身的文化人也蠢蠢欲动，张深切如此，林博秋亦复如此。也许他们浪漫地认为，商业与文化结合的影像语言既可宣扬文化理念，又可避免触犯当道吧！

林博秋投入台湾电影，基本上还是文化人的使命感使然，他看不惯古装电影中出现电线杆，拍打斗画面，连路边围观的民众和脚踏车也一并拍进来，而导演在取人物特写时，镜头竟然对著演员鼻孔直照，更令娴熟摄影的林博秋嗤之以鼻。不过，他虽不满意当时台语片的粗制滥造，却更不能忍受他的外国朋友对台湾人与台语电影的批评，在不相信台湾人不能拍好电影的刺激下，他一骨子掉进电影领域。

林博秋于一九五七年成立「玉峰影业公司」、兴建「湖山制片厂」，他的片厂占地十余甲，拥有两座摄影棚、技术房、道具间及学员教室、宿舍，器材方面有十六厘米摄影机，以及当时最新颖、可同步录音的德制和美制摄影机，规模超过当时公营制片厂，设备之完善，堪称台湾第一。

从当时的政治与文化环境来看，林博秋投身电影事业的想法与做法，极为理想化。也许出身在富裕家庭，又是三代单传的独子，主观意志与个人理想容易实现，因而习惯依循自己的认知，不受世俗的规范。他自认影剧技巧与理念是看书、看戏学来的，极看不起内行（职业）习气。为了提升国内演艺水准，创立演员训练班，除了表演、电影相关知识的传授，也注意学员的艺术与文化修养，希望能培养出为艺术奉献的新人，而不是坐轿车、吃大菜的明星。

他说：「我教学生做戏，也教学生做人。」这正是林博秋的信念，也是他的浪漫。

「玉峰」除了提供学员膳宿之外，每人每月还支领八百元，但管教极为严格，女学员不得抽烟，平时不能化妆，曾经有一位父亲在「玉峰」担任布景制作的女学员，上课时擦指甲油，林博秋毫不顾颜面地，当场罚她洗厕所。「玉峰」严格的训练，被当时的影剧界人士称为「道场」。

林博秋的电影生涯始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收山。前后一共拍了五部电影：《阿三哥出马》（1959）、《叹烟花》（1959）、《错恋》（1960）、《五月十三伤心夜》（1965）、《六个嫌疑犯》（1965），多由林博秋自编自导。在台语片泛滥的时期，别人找北投一家旅社，一、二十天，甚至一个礼拜就可完成一部台语片，成本不过二十万；而林博秋拍一部戏，自己陈设场景，自己写「摄影大本」详记摄影角度，一部片需要一、二个月的工作天，经费也比人家高出一倍以上，而且自我要求严格，稍有瑕疵，自己就感到心凉，影片拍完之后，甚至束诸高阁。他所拍摄的五支电影中，《六个嫌疑犯》从一九六五年杀靑，一直没有上映，他的理由很简单：拍的不好。一直要到一九九〇年，才在电影资料馆的电影专家面前「首映」，而不少人还对这支影片的导演手法，尤其是摄影技巧给予不错的评价。

「玉峰」前后训练五期一百二十个学员，都没有签契约，学成之后可以自由发展。林博秋以学员为班底拍摄了四支电影，由不同演员轮流担任主角，打破「捧角」的惯例，这对以「明星」为号召的电影业而言，只有像林博秋这种「阿舍」才会如此不计票房。后来因为片拍得少，学员纷纷散去，以致「玉峰」拍最后一支电影《五月十三伤心夜》时，还得从外招募演员。不过，林博秋后来讲到「玉峰」训练出来的演员仍感欣慰，他说：「当时外面的制片公司都很喜欢用『玉峰』的学生，因为他们都很乖，不会讲价！」

「玉峰」时期，林博秋也曾经制作了舞台剧《貂蝉》，外界都以为「玉峰」走影、剧两栖路线，林博秋说：「那有啊！这是因为像德国订购的摄影机迟迟未来，学员无事可做，才想到排一出舞台剧，给学员增加磨练的机会。」《貂蝉》由林博秋执导，作曲家郭芝苑编曲，曾经在台北永乐戏院（永乐座）正式公演。郭芝苑先生对于这出歌舞剧至今仍念念不忘，他比林博秋更热切希望这出戏能够再度演出。

处处地雷的台语片环境

林博秋投入电影的七、八年之间，正是台语片大兴，进而大乱的时期，在一窝蜂的混沌状态中，劣币驱逐良币，拍来拍去都是家庭悲剧或装疯卖傻的闹片，所显现的只是电影人的唯利是图，毫无文化使命感与艺术素质可言。而政府的电影政策则只扶植国语片，任台语片自生自灭，甚至在题材、语言方面，多所限制。

林博秋独立制片，不曾得到获官方的鼓舞与资助，相对于政府六〇年代以庞大的人力、财力支助李翰祥的国联公司，让他创造所谓「改变国片历史的五年」（焦雄屛语），简直有天壤之别。不仅如此，在反共文艺主导下，有心改善台语片制作环境的林博秋，还得忍受来自官方的各种干扰。各种牵涉到「色」的电影，不管黄色、红色、黑色、灰色，都可能触犯禁忌。

林博秋在拍《阿三哥出马》时，被质疑是否有亲印度（阿三）的目的？阿三哥竞选和平市议员，是否受到中共「和平攻势」的蛊惑？林博秋说：「我女儿念的台北师范在台北市和平东路，我莺歌的矿场在和平街，对『和平』比较有印象，才想到用和平市，怎么会有人联想那么多？」另外，剧中有一场戏里「阿三哥」中两百万奖金，很多乞丐齐集为他庆贺，电检单位也以「台湾哪有乞丐」为由批评他，并要求剪片，幸好杨肇嘉出面排解，花了一些钱，才得以通关，但是片子已被剪得面目全非。

林博秋以经营事业的盈利来塡补「玉峰」的支出，对他来说，花点钱动用那么多人来完成他的电影理念是件好玩的事，全家大小每个人多少也跟电影沾了一点边。老岳父是公司董事长，夫人是财务大臣，小女儿在戏里当童星，大儿子对戏剧更是热爱，一天到晚跟著他往片场跑，还说长大以后要当导演。林博秋吿诉儿子：「要考上大学，才可以拍电影。」儿子也很争气，一路读上去，可是当他大学毕业，也打消了做电影的念头。

「儿子比爸爸聪明」这是他的结论。在大环境不利于台语电影制作的情形下，加上六〇年代电视逐渐成为民众生活的重心，林博秋终于结束「玉峰」。「我不玩了！」林博秋的决定就像一个「憨子弟」突然停止玩票，倒也乐得轻松。

我曾多次到他那儿「请教兼食午（餐）」，看他优游山林的生活，十分恬适，有时间则出国旅游，探望子女，买些当地民艺品，倒也逍遥，但我也常联想：如果那个时代的政府对林博秋多一分鼓励，少一分干扰，让影剧经验丰富的林博秋愿意多拍一些电影，台湾的影剧文化生态将会如何？

林博秋一生衣食无虞，生活美满，也走得安详，不过，以他的浪漫个性，空有丰富的艺术经验与理念，不能为台湾文化奉献更大的力量，必然还是有些遗憾吧！

 

文字｜邱坤良  国立艺术学院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