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究还是无法真正穿透《春季》的暧昧与沉默,无法真确地贴近创作者的意识与直觉,在戏剧动作与现实情境之间建立起真确的联系,而只能接受创作者温柔的拒绝(诠释),让自己的意识像演出的投影萤幕一样,任他将一幅幅的画面、一段段的声音贴上或撕落。
日本Pappa TARAHUMARA剧团《春季》
1998年12月20日
台北新舞台
拒绝评论,放任直觉
在个人的戏剧评论写作经验中,除了少数作品之外,多半的情况下,理性思维的原则与架构还是我主要的论述依据。一方面,创作者并不一定可以认可/认同这些原则或诠释的架构,另一方面,在创作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直觉部分,也非我(从只此一次的观赏经验中)得以理解,因此,创作与评论之间的差距自然是可以预期的。面对这样的差距,我一贯以近乎傲慢的态度宣称「解读」或「诠释」本身的正当性,甚且企图以评论本身的「沈重」强渡这样的差距。
但在面对如日本Pappa剧团《春季》这样「极轻」的演出时,笔者却发现自己所以为凭的「沈重」,只能让自己难堪、让自己怀疑起评论写作本身的价値。
就某个层面来看,《春季》拒绝评论,也因此,这绝对不是一篇评论。
笔者所谓的「拒绝评论」,并非指《春季》的创作者拒绝任何意义的建构,或者对观看者个人的解读采取摒弃的态度,却是说他们宁愿观看者对演出中层层叠叠的诸多意象,采取一种较为放任的态度,以直觉、以感官所受的刺激取代理性思维的运作,而能更为轻易地进出《春季》绮丽却沉默的世界。
空旷的舞台,强烈而乾净的色彩,对比明白的音乐/音效风格,简单明亮的灯光,充满神秘气息的影像,朴质的身体与声音,和流畅且充满趣味的舞台画面,《春季》编导小池博史以相当简洁的手法,利用剧场中的不同素材绘成一幅幅充满想像趣味的图像,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剧场空间与时间的流动感。这样的流动感,不仅与小池博史本人对于生命走向的关怀相切合,同时也能让观看者的感官与意识「随波逐流」,悠游于或者抒情、或者紧张、或者戏谑、或者悲伤的氛围当中。在这样的流动感中,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一股隐隐欲发的能量,一种无可言说的美感情绪,一种被完全的沉默所笼罩著的感动。当这样的沉默被逼向极致,而使得演出者不得不开口借助语言(演出结束前的一大段对白/独白)的时候,我们却也发觉这样的语言,不过是之前种种情緖的延续,不过是那些不知如何脱逸的能量的发散,语言本身所承载的许多文化政治意涵也因此而被加以稀释,成为一些音乐性强烈、目的却不在描绘现实情境的字串/声音。
暧昧意象下意义失焦
《春季》最感人之处,也就在这样的沉默──不仅是语言如轻烟般地消解,更是创作者如何以此铺陈他对于现实情境的情感与思索:他如何创造意象、提供许多让观看评论/观看者可以据以建构(具有现实指涉能的)意义的线索,却又能温柔地拒绝诠释?
笔者以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创作者本身的暧昧态度。
在《春季》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与现实情境贴近的线索:与日本息息相关的海洋(三座小平台上像水草一样不时摇摆的线条,戴著泳圈寻找海洋的泳客,「不能下水的海水浴」,像海滩一样明亮的舞台)、创作者所理解的当代日本社会(人群的追逐推挤及相互操纵,穿揷在优美的琴声中的雷雨,相对于乾净的视觉画面的市嚣与机械噪音)、对过往的怀念与对未来的期待/疑惑(演出者不断地问「你在那边好吗?」,投影的「靑空」二字,对话最终不断反复的「好吗?」),加上语言的消解(创作者在面对历史/社会情境的沉默)、演出者充满诗情与能量的肢体(丑陋的世界上仅存的美感来自人体)、被镜头分割的躯体与脸庞(被传播媒介不断复制所割裂的人性)、从天而降的三角锥(不明来源的威胁感),我们或许可以归纳出创作者对于历史/社会情境的一些看法与态度,由此理解他以「春天」描绘当代日本社会的意图:在温暖平和的表面下,蕴藏著蛰伏已久、蠢蠢欲动的许多动能──既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
但是,因为不曾间断的流动感,因为一些反复出现的意象却又不是那么明确:如投影的「男」、「女」、和男女演员的头像(确定人的存在或者凸显唉叹人的失落?),如那盆淸水(洗涤心灵或映照扭曲变形的脸庞?),如投影的鱼与马头(不同的生命型态,却和人一样被割裂?),使我们对于这些线索的接收也始终在一种不确定的、挣扎于定格与失忆之间的状态下。这种不确定的暧昧状态,使我们不得不对自己努力建构起来的意义有所疑虑,怀疑自己是否能真正掌握创作者的意识/意图,甚至怀疑那些稍纵即逝的印象是否真确。而让人最感疑惑的,或许就是那个创作者宣称是作品起点的日本古典小说。除了一些与(广义的)情爱接近的动作型态(拥抱、背负、追逐、推挤、相互的凝视),和剧末一段对话(描绘分离的场景与情绪)之外,我们也无法在演出当中找到淸楚的痕迹,指出创作者如何从一个古典的爱情故事,衍伸或演变为关于当代社会的抒情诗章,疑虑与不安则更难化解。
美感满足取代理性诠释
因此,我们终究还是无法真正穿透《春季》的暧昧与沉默,无法真确地贴近创作者的意识与直觉,在戏剧动作与现实情境之间建立起真确的联系,而只能接受创作者温柔的拒绝(诠释),让自己的意识像演出的投影萤幕一样,任他将一幅幅的画面、一段段的声音贴上或撕落。另一方面,对创作者本身而言,或许这样的暧昧与沉默也是不得不然:在一个价値失落的社会中,在面对不可预期的未来时,在各种(政治的、文化的、资讯的)诠释强权的重围里,我们唯一可以不受宰制的或许就是直觉、就是不断跳脱的意识、就是刻意的沉默。从这一点来看,其实创作者与观看者面对的是同样的处境,而能经由《春季》的情境交换同情。
因此,我们应该可以接受《春季》对诠释机制的排拒,应该让直觉与感官更加自由地流动奔驰。而如果我们还是无法摆脱因为意义难解而生的尶尬不安,但这样的暧昧,或许我们可以从承认这样的尶尬与不安开始,重新思索剧场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原则、和诠释解读的正当性,就如同笔者在一开始坦承自己的难堪一样。
本地的剧场对于Pappa剧团的演出有许多的期待和讨论,但多半的焦点大约就是集中在演出者肢体与声音的准确优雅、小池博史对於戏剧元素充满想像力的运用、和他细腻的节奏与美丽的画面。但《春季》的演出,除了这些主要是形式上的议题之外,更提供了对于历史/社会现实的不同思考/呈现角度,让我们看到在嘻笑怒骂、感伤滥情、或刻板僵化以外的不同选择。
在剧场时空的诸多限制下,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创作者如何将丑恶、混乱、让人深刻不安的现实,转化为优美、流畅、让人可以满足于沉默的安定感。在现实中,我们或许因为疲惫失望而放弃意义的追寻,但在剧场里,我们却可以因为自由感、因为美学上的满足而温柔地拒绝意义的沉重──以和小池博史一样的温柔态度。
文字|陈正熙 国光艺校剧场艺术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