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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子老戏多有不合时宜之处,复排加工是回应时代思维的作风。(孙贤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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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或继承

京津两地京剧团台北公演后的反思

观众对文革的京剧产品《红灯记》避之惟恐不及,引发文革的名作、四人帮冠以「大毒草」之称的《海瑞罢官》却趋之若鹜,颇有满城争说海刚峰之势,却遗忘「白匪将帮」呼应的不正好是「杀朱拔毛」吗?现阶段宝岛的人民,都得了政治过敏症,我们存著以牙还牙的回击心态,能够将「政治与艺术、戏与史」的界限,理性分辨的观众恐怕不易也不多。

观众对文革的京剧产品《红灯记》避之惟恐不及,引发文革的名作、四人帮冠以「大毒草」之称的《海瑞罢官》却趋之若鹜,颇有满城争说海刚峰之势,却遗忘「白匪将帮」呼应的不正好是「杀朱拔毛」吗?现阶段宝岛的人民,都得了政治过敏症,我们存著以牙还牙的回击心态,能够将「政治与艺术、戏与史」的界限,理性分辨的观众恐怕不易也不多。

两岸自开放文化交流与合作,许多项目中都引发了震荡,影响最深刻的,当属传统戏曲一类。彼岸有「文化部」统筹全中国的文艺方针与发展,各地专业的剧团组织架构完整,现存的地方剧种数量不胜枚举,特别是专业团体的陆续访台,与本地的剧团在政策、经济因素引导下,渐渐合并(三军剧团并成国光)、消退(创新国剧风貌的「雅音小集」和「当代传奇剧场」先后「休息」),形成了此消彼长之态。

暑假前夕来自京津两地的京剧团莅临出演,为此地的炎夏掀起了热潮,似乎票房的递减,并未浇熄邀演的动作,难道彼岸的演出真是遵古法制?我们是否看过热闹之余,也该思索些门道之理?

骨子老戏的整与编

天津向来是戏曲演员巡演各地时最害怕的城市,内行人说「北京出师天津出名,上海赚钱」,说明了此地观众的刁与挑。自九四年起,天津的靑年京剧团与京剧团也相继访台,却看不太出天津观众挑剔成绩在哪里,尤其津京院再度来台大汇演,整体演出水准,只能说明「尙在意料之中,未出水准以上」。仅仅就剧目部分,前后两次演出的重复率甚高,贴演十一场戏(扣除淸唱一场)有将近三天大戏、三出折子戏雷同;今年更以「全本戏」作为卖点,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综观这次整体的上座率大约平均仅有六成,都是全本惹的祸吗?其实不论全本抑或折子戏,都可以并存,关键是架构是否严谨?唱腔是否动听?演员能否吸引观众?以《全本玉堂春》为例,从〈嫖院定情〉起至〈监会团圆〉,搬演苏三和王金龙间的离合悲欢,一般多选择中场的精髓〈起解会审〉,理由无他,乃去芜存菁之意,两人的曲折经历,不消重复演绎,起解的途中,崇公道和苏三对谈,自然解答所有疑惑;再不然会审的大段唱腔,也可以说明原委,硬是要敷演全本故事,戏曲的抒情风格,和情节的敍事手段大异其趣,整体的演出便显得杂乱无章。

此外,《全本东吴恨》、《全本红鬃烈马》则在演出时效上稍有拖沓,前者到了〈白帝城托孤〉悲哀之情己至高潮,接演的〈别宫祭江〉演员若无法以婉转哀夫凄情压住气势,真教观众坐立难安;另一折子戏〈断桥〉,前辈艺术家杜近芳修整的版本,几乎已成为经典范例,板式唱词铭刻人心,除非改编后更上一层楼,实无更动之必要性。首场的打泡戏《全本龙凤呈祥》,结构松垮难当重任,完全是依靠演员唱功而传唱不坠,老表演艺术家多已仙逝,想要重整旗鼓,靠演员也要靠整理修编旧如新,否则老调要重弹,岂能有新意?

听戏或观剧

过去两岸隔绝己久,听听家鄕戏,满足的不光是娱乐的需要,它伴随孤臣孽子,更深层地呼唤起昔日的美好回忆,有时侯台上演的明明是《四郞探母》,台下却不知有多少个感同身受的杨四郞,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原来是胡琴拉出了剧情以外的鄕愁。短短几个钟头里,金戈铁马的武戏让卸甲老兵有重燃战场竞技的活力;梅尙程荀的莺啼燕语,真个是「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观众到底是听戏还是看戏?艺术标准第一呢?还是感情标准第一?细思量也是分不淸用什么当标准。

时至今日,老观众们还是没有标准,生命的弦音早就和时代的脉动脱节。进驻剧场但求演员能声嘶力竭翻高腔,演人物或者演自己,无从关痛痒,想鼓掌就鼓掌,要震耳欲聋才能「high到最高点,心中有国剧」,不辨菽麦的结果,国家级剧院摇身一变成了西门町的红包场,以往文艺中心的老观众不仅懂得叫好,更懂得喊倒好,这是一种隐性的剧评,包含了沉浸戏曲已久的洞察力。

以往台北并不作兴淸唱演出,可能是与票友和堂会有关,专业的剧团总希望正式演出,淸唱给予的感觉总像非正式的练习。大陆京剧团体多安排大轴不演戏,改良为淸唱会的形态,肇始于对岸强调振兴民族文化,以至于晚会常安排京剧的淸唱,或者以京剧的曲调塡上时下的流行歌词,美称为「戏歌」,曾经传唱出尙长荣和李炳淑合作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激励群众的国族归属感;甚至台湾的演员,参加北京中央台春节晚会,也毫不逊色地演唱由四平调转换的现代京剧歌曲「梦北京」──歌颂中华第一名城……。

两岸的演唱风格不尽相同,我们的惯例是「情在先,演在后」,对方惯以「先演后情」,以致所演唱之角色往往失掉真切,每每演唱过度,明明是老迈妇女,非要满腔热血,急躁地展示自己的实力,观众毫不吝啬地做出扩胸运动,这欢声雷动的鼓掌,究竟赞赏的是什么?没有人会关心。场内的老戏迷期待的是,下一波还有没有更高更响的满宫满调?

名剧热,政治冷

因应中共政治宣传而编演的京剧《海瑞罢官》,由北京京剧院二十年前原班人马,重整旗鼓地在台上演。宣传攻势上抓紧了本地观众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又希望观众观赏时能够「政治的归政治,艺术的归艺术」,以平常心待之;然而对于如雷贯耳的文革名剧,谁又能两下子就厘淸复杂的历史问题呢?进剧场已失去单纯的观赏行径,取而代之的是希冀参与中国政治史的临场感。许多人在看戏之中顺理成章,偷窥揭开文革开端的历史实况,这股心态,接近中共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落实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政策。话虽如此,大部分的观众看完后,还是不明白为何此戏会引爆文革的硝烟战火?为何京戏与文革扯上关系?复杂的历史内容留给学者去硏究,共襄盛举之心却不落宣传热度之后,沉寂许久的京剧票房,出乎意外地卖了两场满座,本地老戏迷和菁英份子纷纷聚集在同类场合,散戏后群情激愤,问道此戏到底如何?皆是众口一径的颂扬之声。

同为政治挂帅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遭遇的却是前所未有的严峻和粗暴,天津京剧院的淸唱会上引爆了老听客的「护土之战」,声嘶力竭打断《红灯记》的淸唱。文革的「红八出」样板戏,所指是八出受到文革头号棋手江靑监制的艺术作品,京剧只是部分内容,其他尙有钢琴作品、舞剧,京剧只有五出(注1),《红灯记》也是其中之一,这出戏敷演的题材,刚好是国共两党都可以接纳的情节──抗日战争,淸唱的内容亦无涉政治色彩(注2)。观众真以为样板戏难登大雅之堂吗?早在民国八十三年的「国剧音乐会-两岸名角大汇唱」中,名列十大革命样板戏的《海港》、《杜鹃山》、《红灯记》就堂而皇之地登上国家剧院,主办者还是中正文化中心(注3)。

这透露著十分吊诡的趣味,观众对文革的京剧产品《红灯记》避之惟恐不及,引发文革的名作、四人帮冠以「大毒草」之称的《海瑞罢官》却趋之若鹜,颇有满城争说海刚峰之势,却遗忘「白匪将帮」呼应的不正好是「杀朱拔毛」吗?江靑的罪行固然磬竹难书,但她推动戏曲革命,以文艺为堡垒,用京剧为先锋,开拓了传统戏曲新疆界,倒是百害中一利。现阶段宝岛的人民,都得了政治过敏症,我们存著以牙还牙的回击心态,能够将「政治与艺术、戏与史」的界限,理性分辨的观众恐怕不易也不多。

走向流派艺术的误区

京剧艺术依据演员自身的天赋与条件,创建属于个性化的表演风格,流派纷陈,生、旦、净、丑,无不有代表的派别称号。学习流派特点,这是戏曲演员必经之路,仿佛充满了宿命的悲剧,几乎无法超越流派创始者;梅派宗师梅兰芳早有洞察,他指出「学我者生,肖我者死」,如果艺术创作,一味追求复制他人,举手投足,处处似人偶傀儡,又何需有继承者呢?学荀派非得要故作嗲声奶气,断章取义把梅尙程荀的特殊唱腔,借由荀派代表作红娘的唱词来临场发挥吗?哗众取宠的成分居多,否则何不各取四大流派的名剧来作示范呢?等而次之的学流派创造者的细微末节,缺点统统保留,如学张君秋一派,拷贝到连僵硬的站姿都如出一辙,张派靑衣张学敏,在〈起解〉一折模仿张的音容情态,乍看之间,真易误解为票友下海唱戏,不禁顿时生疑!怎么旦行基本功走脚步也有问题呢?

京剧在本世纪末,渐渐走上辉煌的顶端,二百年风光荣枯,大师已杳,此刻谈振兴京剧,不由人先得面对它日暮途穷的败况。

纵使京剧表演家一一复生,身处多元开放现代社会,传统戏曲想跻身大众化娱乐之列,力挽狂澜又待怎生呢?

硕果仅存的两大京剧团,走进世纪末风雨飘摇的台北,是合二而一、是共荣共存,都是夕阳残照汉家陵阕,一步步走向没有光影的所在,我们陷落的文化,总有一天还有更大破坏要来的……。

注:

1.五出京剧样板戏分别为《海港》、《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沙家浜》。

2.唱词大意,不过表示李铁梅对父亲的革命心声了如指掌,以流水板式设计的唱段,在大陆内地的淸唱会上点唱率极高。

3.主办者的用心良苦,对于敏感字句都己剔除更改,如《红灯记》中的老旦李奶奶,原唱句「革命的重担」,更动为「一家重担」,出发点仅是传播动人唱段而已。

 

文字|孙贤奇 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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