敍述有其建构性及虚构性，但又于日常被人视为承载真理的媒介──这个奇怪的现象对大卫．马梅特而言，是语言最令人玩味的地方。他认为，说话是建构事实的行为，也是一种表演的举动，因此两人对话就是戏剧动作，就是戏。
Robert Wilson的去年在纽约的新戏，从头到尾视觉丰富，但没半句对白，倒是一大堆敍述贯穿整个表演：三四个表演者轮流念著一本书的片段。听说，去年的爱丁堡艺术节里，有一出《哈姆雷特》的演出，也是从头到尾敍述连篇：几个角色之间没有对话，只是轮番上阵，以独白的方式向观众表白。怎么会这样呢？
二十几年前，也就是「话剧」的时代，我开始接触戏剧，也开始学习编剧。那时，常常听到一些前辈在品评某场演出的优劣时，习惯嘴上挂著「有戏」和「没戏」这两个术语。好几年后，我才搞懂他们的意思。假设在舞台上，甲和乙坐在咖啡厅里，甲劈头就说：「今天真衰，出门前跟我老妈吵了一架。」乙当然会问：「怎么回事儿？」甲当然会接：「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乙一直坐在那里，倾听甲诉说他为何又如何跟老妈吵架，那就是敍述的，就是没戏。如果，紧接在甲说完开场，时空马上一转，回溯到甲出门前的家中：妈妈出现，甲跟著起身，和妈妈开始吵架：这就是戏剧的，就是有戏。许是当时的专家不断地叮咛吿诫──「千万不要放过戏剧处理的契机」──一些年轻的编剧也学会了在角色讲完「那天……」，马上真的回到「那天」。如此一来，又有戏，又得到「非写实的时空灵活运用」的赞誉，多爽！如此一来，又是一些手法上的陈腔滥调。
这几年，我就比较听不到那两个无聊的术语了。现在的台湾剧场创作者早就不避讳敍述，有的于作品里戏剧与敍述掺合互用，有的乾脆让敍述凌驾戏剧之上。这会不会又是另一种剧场美学的滥调？
敍述迷人来自语言的政治性
我曾经问过一位学生，为什么他的剧本里面有那么多的个人独白。因为问得突然，他先是一愣，三秒后才说：「因为敍述很美。」敍述很美──其实就是文字很美──这个理由是不够的。要是一个独钟敍述的编剧，只想到语言的雕琢，那他就很容易陷入「作文比赛」的耽溺；是写日记，不是写对白。也就是说，假设编剧为一个角色写了一大段台词，只是想到人物内心的表白，那是失败的敍述，那可真的是「没戏」。敍述（或语言）迷人，不应该只是用文字美不美来解释。
敍述之所以迷人，来自语言的政治性：话语与说话者的分歧、文字之为再现与建构的工具、言说与权力的共谋、语言自身的偏见色彩等等。美国当代剧作家大卫．马梅特（David Mamet）曾说，用语言来玩政治，不只是政客或律师，连孩童都会。为了举例，他写了一段对白：甲童跟乙童抱怨「丙童如何如何不上道」，乙童听得频频点头，以公证人的身分同声谴责丙童。这个例子引申出来的意思是，如果今天是丙童向乙童抱怨，那甲童就遭殃了。还有，如果甲童和丙童吵架的那天，乙童在场的话，乙童的反应又不一样了。马梅特所举的例子到处可见。我们不就常常在咖啡厅和朋友数落另一个不在场的朋友吗？而且，我常常越讲越气，气到有一种「我们怎么会跟那种做人朋友」的感觉。可是，下回跟他见面，我们不但又是好朋友，还会找一个「缺席的代罪羔羊」来八卦他的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说人性可憎，但我们也可以领悟到语言很恐怖。
敍述不等于真相；反而，敍述是「版本」。不管说话者多有诚意沟通，多有勇气揭露真相，他所说的只是他的版本、他的观点。敍述有其建构性及虚构性，但又于日常被人视为承载真理的媒介──这个奇怪的现象对马梅特而言，是语言最令人玩味的地方。他认为，说话是建构事实的行为，也是一种表演的举动，因此两人对话就是戏剧动作，就是戏。
品特重新看待语言的「功用」
品特（Pinter）应该是最早自觉到语言政治性的剧作家。他谈人性、人伦，也谈文明、社会，但他最常用语言谈语言。单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品特并不属于荒谬剧场那一流派，因为他不相信「语言无意义」此一论调。对他而言，只要有人说话，就能对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发挥某种功效。有功效的语言，纵使是废话，就是有意义的语言。可见，品特对语言的认识，和以往那种「语言为沟通的工具」的看法，已相去甚远。
品特曾从个人经验举了一个例子。二次大战期间，英国虽然不像德国那么恐怖，但犹太人仍然受到歧视。有一次，品特和几个朋友喝完酒后，走在一条小巷，老远就看到一些年轻人在巷口闲聊。那些年轻人发觉品特他们是一票犹太人后，开始不怀好意地凝视这他们。品特等人马上意识到对方人多势众，很有可能找碴。但是，他们只能继续往前走。就这样：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紧张的气氛越来越浓。就在两边快要干架的那一刹那，品特突然跟对方其中一人说：「你好吗？」那个人先是愣了千分之一秒，然后回答：「你好。」结果，双方居然没打起来。一句简单的寒暄语，巧妙地化解了蓄势待发的冲突与暴力。它发挥了功用，不但是因为它所代表的善意（如果品特问：「你在瞄什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而且是因为它的突如其来、再加上社会语言的超强磁性，才使对方顿时掉落品特的语言逻辑。借由这个小例子，品特暗示我们，不要再像Martin Eslin（《荒谬剧场》的作者）那一辈的人以二分的方式（实话／谎言、有意义／无意义）来看视剧场里的语言与敍述。
一九六〇年代期间，我们看到前卫剧场企图将语言摒弃于剧院之外。一九七〇之后的近二十年，我们看到语言的反扑。但，近几年来的语言（对白）已经不是不是过去的语言。没有人再相信语言可以真实地承载现象，也没有人在那大叹语言因存在的虚无而虚无。于是，剧场创作者致力实验敍述的多种面向、各种可能。有的利用敍述来打破戏剧动作的节奏；有的则用以制造疏离、辩证的效果；有的藉之支解主体；有的甚至自我解构。
下一次，我会以品特的作品为例，继续讨论敍述的问题。
文字｜纪蔚然 师大英语系副教授、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