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地理性的社区意识的缺席，文建会如果还以地理的观念来思考、营造社区意识，失败是必然的：以空中架楼的思考模式来解决空中架楼的现象，无异自我解构。
日前，于《民生报》文艺版读到于国华所写「社区不能一再缺席了」（88年10月6日）一文，再度引发我对文建会所推动的「社区总体营造」此一计划长期以往的质疑。最大的质疑在于，原本立意将艺文落实于民间、生活的计划，其最后的结果是否仍是流于空中架楼的空想？
于文试问，于此回震灾后的重建工作中，为什么不该缺席的「社区」不见了？而政府口中的「民众」是指苦难大众，还是指与之有利益挂勾的桩脚？于文明确指出：理想远大的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已从热闹趋于冷却，「也从『造人』扭曲为『土木营建』」，以至于国难之际，无能发挥显见的功能。「李总统提出过『经营大台湾、要从小社区做起』的理念，加上文建会随后推动的『社区总体营造』，目的正是重组台湾人民涣散的社区意识，建立可以在危机下发挥力量的『市民社会』」。然而，「理想归理想」，社区营造还是扭曲走样了。
地理社区意识的缺席
我想问题主要出在：在台湾，以地理来画分的社区意识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而不是普遍的存在。在里长选举的政治活动里，我们才比较感受到地域性的社区意识。然而，这种在地社区意识是以分裂的状态呈现：民进党、国民党、新党、无党无派、完全漠然派。这种意识和政经利益挂勾，且排他性极强，与总体营造的整合理念相去甚远。
一方面，在地人忙于分辨你我他；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外来者」几乎毫无社区意识。后者，在心灵上，是现代的游牧民族。以台北为例，假设我住在南区，我对南区近二十年的历史有无了解？我对南区将来十年的走向有无掌握？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大不了搬家！落地不生根，而住在四楼的我，有时候还脚不著地。公寓式的存在、工业社会的极度分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现象……等等因素在在让很多人隐约觉得，越具象的「地理」越抽象。台北之外、都会之外的「鄕下地区」也不是就自然存在著地理上的社区意识。都市早已渗透鄕间，工业早已置身田园。有趣的是，正当城鄕不分之际，正当鄕土走向城市之际，都会渐渐衍生出一种怀旧式、田园式、部落式的「小社区意识」。我住的「社区」所成立的「住户管理委员会」就是有点部落的味道。但是，它究竟不是部落；是怀旧式的，但不是真正的怀旧。这种小社区意识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是我「目前」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我的工作、我的理想和它没多大的关系。三年前刚搬进来的时候，管委会还办过赏月同乐晚会，现在已经两年没办了。要是社区因地震出了什么问题，人们不须等月圆就天天聚在一起了。我们所建立的社区是一种有限的、物化的「生命共同体」。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所住的社区其实是空中阁楼。
非地理性的社区意识
面对地理性的社区意识的缺席，文建会如果还以地理的观念来思考、营造社区意识，失败是必然的：以空中架楼的思考模式来解决空中架楼的现象，无异自我解构。
我们有没有社区意识？有，但它（应该是它们，因为我们有多元的社区意识）不受地理限制，它也不全然具有政治或经济的色彩。步入一间音乐对味、人也对路的pub、踏上学风开放的校园、走进气氛热络的教室……我的社区意识油然而生。我们不一定要身处当地才召唤得出社区意识。在家阅读品析一本好书的当下，我已进入了阅读社区；在家上网进入电子空间，我已成为网路社区的一员。这种非空间的社区意识的凝聚力强过于几乎已化为乌有的地理社区意识。
缺席与出席
随著田园生活的逝去（仅见于少数的鄕间及大部分的山地村落），我们和土地的关系渐行渐远，我们借由仲介（房屋仲介、媒体、文学、艺术、广吿）和土地接触。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我们是否可以抓回土地，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不可能使不在的东西出席。它早就缺席了。
几年前，曾有「民生剧团」进驻民生社区，也自我定位及被定位为社区剧场。如果它的生存想靠当地住户来维系，它是注定关门的，因为大部分居民不属于「剧场社区」的一员。近十年，「电影社区」人口凋零，而「剧场社区」已然成形；电影界正极力找方法重建社区，寻回失踪的人口，而剧场界除了致力于巩固现有的社区外，并设法扩增社区的版图。除此之外，剧场界本身是否有能力经营所谓的「社区剧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端赖我们如何界定「社区剧场」了。
假设台南有个剧团，只因为它提供戏码、戏剧课程、表演训练给台南人观赏及参与，就可以称为「社区剧场」，那台北很多剧团都可以是「社区剧场」。可见，这个名词已被滥用到没啥意义了。或许，我们应该不再空谈社区剧场，应该不再以地域的观念来界定「社区」。田园不再，土地变质，如果我们不再换个思维方式，纵使诚意再高，一切的努力都是罔然，所有的钱都是白花。
文字｜纪蔚然 师大英语系副教授、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