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记忆于历史中的九二一大地震，不会是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所呈现的那些无论肢体或心灵上受到创伤的血肉身躯，却是那些虚构而美丽的文字，什么「断垣残壁、哀鸿遍野」，什么「共赴国难」……九二一百日后，我从灾民在广场上的告官行动，似乎看到了台湾民众竟是这样卑微地活著。
非主流的「灾区文化活动」不受重视
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为了找回一点记忆，我重新翻阅著手中的旧资料，是我在去年，因为十二月廿九日的「十方感谢百日祭」而发布的新闻稿：
一场被号称为「百年来的大灾难」，它将带给我们这一代什么冲击呢？尤其在这一百天之中，我们的态度是用一种激情或用一种理性的惧怖，来书写此一庞大的历史记录呢？激情诚然可以让道德撞出美丽的火花，但终究是要殒灭的；而理性的惧怖虽然深化到了精神层面，不易为人所体察，但那难以用词语形容的恐惧之心，反而辩证了恐惧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似乎从中看不见有人反省到，我们已然渐渐失去了一种神圣感，「人定胜天」的八股思维又回过头来排除了我们对恐惧做的深化思考。
所以，在这一次由「九二一大地震受灾户联盟」（简称「灾盟」）推动的「十方感谢百日祭」，我们就在各种客观条件都非常匮乏之下，企划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九二一艺术特展」，意图将社会上一场场激情救灾的演出之后，在百日之时，能够用另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方式，也是有别于道德救赎剧，以比较安静的凝视观点来透视这一场灾难留在台湾人的心灵上，到底刻下了什么伤痕？所有展览作品都在中正纪念堂「大中至正」门口公开展示，计有：摄影、雕塑、绘画及装置艺术等项目同时展出，并在入夜之后，有一场灾民亲自担纲演出的「百日祭」报告剧，欢迎台北市民莅临观赏。
这样一篇看起来好像情文并茂的短文，实际上效果并不好，结果没有一家报纸登出这篇新闻稿，只有《民生报》的记者纪慧玲发布了一则消息。倒不是挫不挫折的问题，而是越发感觉到非主流文化已经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在同样是因为九二一百日祭，由国立艺术学院主办的「艺术．夜祭」，媒体却先予以大张旗鼓，强调其「阵容庞大」地出动了七百多名师生，并且涵盖了舞蹈、音乐、装置艺术等，后在雾峰鄕夜市广场跨夜举行，又乐观地「预计超过四千名观众参加」。「艺术．夜祭」挟主流资源而打造的文化生产模式，更对照出非主流文化空间渐趋于压缩化的问题所在了。这里不存在著哪一种生产方式才是正确的问题，但是资本主义化的文化体制，势必异化艺术成为时尙的商品却是事实。如同大家在九二一百日之后，似乎都能感觉到自己，或社会对于灾区的挂心已不复百日之前了；流行终渐被褪色成为一片空白。
「到灾区去」的道德救赎
在地震发生的前一段时间之内，通过媒体的催化，让这个原本只是很单纯的救灾议题，被煽动起了某种至高的群体道德。若有人漠不关心这个热门议题，都会被迫地在心理上反应出一点罪恶感；这种在群体之间流传的感染力，即使最简单的症候，也反映于随时要接受有人理直气壮地问你：「你捐了多少钱？」。因此，捐个钱、到灾区去动动手，就变成了让个人连接上群体道德的救赎券，演变到后来，甚至这张救赎券是可以用来交换爱不爱台湾的忠诚度。而我才知道自己竟然是无动于衷，甚至对于这样廉价的交换感到不屑。
我们也看到了艺术家开始悲天悯人起来，就如同他们认定自己的美学是跟口中喊的本土化有关系的；既是这样理直气壮，他们就以为灾区的大人、小孩也没什么拒绝艺术进入灾区的理由。因此大家纷纷找管道下到灾区，从「心灵治疗」到表演都抢著去做，原先充满神圣感的悲天悯人情操，变成了世俗性地急著在灾区卡位。灾区工作只要有人做，效果好坏是一回事，总会让人觉得台湾的人心是往上提升的，而不是尽是一些像我这样袖手旁观地往下沈沦。但是大家为什么要这样一窝蜂抢著去做呢？心灵治疗了那些至今仍然觉得一肚子委曲的灾民吗？表演是为了艺术家自己在群体道德上负一些责任呢？还是为了帮政府消化公部门拨下一笔又一笔的救灾预算呢？我想，这些答案不是在历史发生的当下可以找到的；一窝蜂创造出来的历史现象，最后终将风化于一堆浮滥成灾的图片及文字之中，而真正的历史残余者所要面对的问题，大概这个时候还看不见吧？
在「灾盟」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灾区组合屋里面的问题太多了，他们想搞一个工作坊，能够长期地帮助灾民心理复建，但是没有钱找到人能长期地做，我答应在台北帮忙找找人。然而最终还是没有做成，因与「灾盟」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他们更急迫地要解决灾民赔偿、安置等现实问题，所谓「心灵治疗」于我看来，只能像催眠术一样让灾民心灵噤声，而现实问题若不能解决，即使有主观意志做一只浴火凤凰，终究是非长期能适应于组合屋生活的一只折翼的「千禧鸟」（「艺术．夜祭」之节目名称）还不如大家相互扶持共同来勇敢地面对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做那虚构的「飞扬的布帛」（同上）之梦。
灾民在台北街头告官
百日祭来临之前，「灾盟」做了一个到台北向中央政府请愿的行动计划，主要诉求在于控诉人祸、还我家园、社会互助、加紧安置、监督善款、加速重建、司法正义等七项，其中像「司法能有效追究人祸吗？」、「不是官商勾结，而是政商一体！」等提出的问题，每一条读来皆令人触目惊心，犹如让我们看到托起这座岛屿成为一幅国家图像的底部，竟然是由架空了人民的官商机制运作而成。我在灾民这样的诉求之下，与「灾盟」的朋友们共同策划出一个跟爱台湾没有关系，却是跟暴露台湾国家底部的官商勾结有关系，以「人祸」为主题的「十方感谢百日祭」活动，然后从这里发展出一系列「展览」：美其名为「装置艺术」，却只是展示现实间灾民的帐蓬实物；美其名为「摄影展」，却只是灾难现场事实相片的展示；美其名为「画展」，却只是组合屋社区儿童以涂鸦代替惧怖话语的图画；美其名为「雕塑」，却只是一座用保丽龙雕出来的危楼模型。我们不是不能找到艺术家为灾民画些什么，或刻些什么，但是，我们更相信，与其艺术变成了「九二一产业」中一项热门的产品，还不如让艺术在这里还原到只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故事。
活动在由灾民面向「十方」，感谢百日以来对于他们生活及精神上的支撑之后，灾民并且分别从自己切身的经验，向围观的台北市民告发官商勾结带给他们几近绝望的未来命运。这样官府不理，老百姓不得不走上街头告官的戏曲场景，竟然出现于现代台北大都会。也许，这样的哭调仔已经不合时宜了，也许，泛滥成灾的九二一爱心，除了剩下一堆贬値了的救赎券，百日之后，其他什么都没剩下，即使在灾民中听到此起彼落的啜泣声，我依然强烈感觉到他们似乎被遗弃了。
观子音坑乐团的林生祥在现场配合灾民告发而伴唱的客家歌曲，即使很多人听不懂，却令现场告发的氛围显得更多悲凉；我问他这支是什么歌曲？他说是客家人母亲喜欢唱的《摇篮曲》。啊，我才醒悟到因为误读而产生的遐思是最美的；正如台湾人记忆于历史中的九二一大地震，不会是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所呈现的那些无论肢体或心灵上受到创伤的血肉身躯，却是那些虚构而美丽的文字，什么「断垣残壁、哀鸿遍野」，什么「共赴国难」……九二一百日后，我从灾民在广场上的告官行动，似乎看到了台湾民众竟是这样卑微地活著。
文字｜王墨林 剧场评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