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当上海青年话剧团带著一部差强人意的轻喜剧《OK，股票》来到台北时，笔者在一篇名之为「半壁江山无恙」的评述中（载于《表演艺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号），丝毫没有为此而欣欣然。相反地，对于另一部作品因为制作庞大而同台北观众失之交臂，则深深地感到婉惜。

这部作品便是大型历史舞台剧《商鞅》。

《商鞅》编导俱为一时之选

不管是出于对以往计划体制的改革，抑或是昔日红颜剧星的老去，一九九五年元月由上海青年话剧团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合并而成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并没有能提供一部和这个名声显赫的剧院地位相匹配的原创剧目，作为中国大陆剧坛的半壁江山，充其量只是无恙而已。而真正能改变这一状况的，则应首推《商鞅》。

对台湾观众来说，《商鞅》的导演陈薪伊其实并不陌生，她曾于九八年来台执导过舞台剧《皇帝变》。陈薪伊是目前中国大陆剧坛名声最为显赫的导演之一，曾经执导过京剧《夏王悲歌》、黄梅戏《徽州女人》以及名噪一时的京剧《贞观盛事》。笔者不认为她在执导传统戏曲领域内的作品获得多大的成功，譬如《贞观盛事》，不过，那首先应归咎于文本的拙劣和技术上的捉襟见肘。但是，《商鞅》却的的确确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尤其是她在对于整个舞台空间的运用、和人物之间张力关系的把握上，所体现出来的大气磅礴的现代意识，实实在在是一部可圈可点的现代剧场范例之作。作为剧本，《商鞅》曾经获得过「田汉戏剧奖」，编剧姚远除了是一位军旅作家外，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京味」话剧《小井胡同》的编剧李龙云（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即将开排的《正红旗下》作者）俱出自于南京大学名师陈白尘门下。姚远个人写作才华是无可置疑的，他的另一部黑色幽默历史剧《伐子都》，曾在京、沪两地赢得了无数鲜花和掌声，但是真正给他在中国剧坛带来声誉的，依然是这部《商鞅》。

《商鞅》达到了以往历史剧所难以企及的悲剧高度

笔者之所以赋与《商鞅》如此高的评价，并非出于个人的趣味和喜好，也不仅仅是这部作品所达到的人性深度和美学力度，而是因为在「文革」后所恢复和倡导的中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商鞅》是在其历史剧领域中的最后一名完成者和集大成者。和传统戏曲中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一样，《商鞅》也是一部以拷问人性为基本主题和美学诉求的文本。历史上的商鞅早已成雪泥鸿爪而遥不可及，舞台上的《商鞅》则深入探究历史人物之心灵结构的多种可能性。在姚远的视角中，商鞅是一个霸气十足、生机勃勃、甚至野心勃勃的变法者，他祭起「变法」的大旗，企图以冰冷的刀剑和哀号的尸骨，奠基他的强秦之梦。但是，他没有想到「变法」本身也是一把无情的双刃剑，它对历史车轮的每一步推动，都必须以对生命的践踏和杀戮为代价！秦国太傅公子虔的一句箴言「商鞅之法不可不行，商鞅之人不可不除」，印证了这是一种在人性与历史之间无法解脱的悲剧性吊诡，它注定了商鞅将成为自己亲手导演的悲剧里的头号主角。因此，车裂（五马分尸），不仅仅是对商鞅的刑罚，更是对一位殉道者设下的一场血腥祭礼。

此刻，商鞅与他的姬娘在刑场上肆意驰骋：「太阳落山了，是我将这大地点燃，而我却将被这腾腾的烈焰呑噬，在这腾腾的烈焰中化为灰烬。然后，这里就再也没有你的踪迹。娘！娘！我就是这无情的烈火！」

这一段内心独白，清晰地表明商鞅对于这场无可回避的悲剧的强烈追求和自我选择。因此，当我们透过刑场祭礼上商鞅的「眼睛」（视角），走完这一段坎坷的人生旅程时，回眸看去，几多恬美，几多温柔，几多惆怅，几多磨难……，而这一切，刹那间变成过眼烟云，「我」似乎什么也没得到，复又孑然一身：那么后悔吗？叹息吗？抱怨吗？哭泣吗？──不；绝不。「我」已来到一个更高的台阶上，在那里，幸福不仅仅是幸福，苦难也不单单是苦难，它们不是别的，只是「我」自己，是「我」生命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这样的悲剧理念中，商鞅不把任何不幸归咎于别人，换言之，他不把自己的命运理解为悲惨的，而是通过这悲惨的命运，感受到一种悲天悯人的崇高境界。

正是在这场祭礼中，《商鞅》达到了以往历史剧所难以企及的悲剧高度，也改变了以往历史剧所竭力鼓吹的那种「古为今用」、「借古喻今」的肤浅做法。它一方面使历史成为一部现代人的情感史，另一方面又对历史灌注了一种气势磅礴的人格力量，从而在历史与人性之间这场无法解决的冲突中，获得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慈悲心怀和思想智慧。

显然，这样的作品是前所少见的，这样的人物也是罕有匹比的。一九九七年，由于对商鞅的悲剧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出色演绎，《商鞅》主角尹铸胜荣获中国剧坛南北两大表演艺术奖「梅花奖」和「白玉兰奖」的榜首。

具有古典气势和阳刚之美的舞美设计

一九九六年，在《商鞅》首演的节目单封面上，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按惯例排列的编、导、演顺序，变成了编、导和舞美设计。这位出人头地的舞美设计，便是日后成为中国剧坛首席舞美设计的黄海威。他曾经为上昆五十五折《牡丹亭》（陈士争版）成功地设计了明清士大夫园林式的古典戏台，同时，也是九八年张艺谋在北京太庙执导歌剧《杜兰朵公主》的总体舞美设计。在《商鞅》中，黄海威把整个舞台空间处理成一个类似宽银幕电影的长方形块面，运用对块面的空间切割和组合，在不同的角度，形成一个打开历史并诠释历史的「窗口」和「眼睛」。这是一只会说话的窗口或眼晴，运用这只眼睛和色彩、灯光及兵马俑的意象构成，黄海威营造出了一种尘封已久的历史帷幕下的古典气势和阳刚之美。当台湾观众在台北的国家剧院观赏《商鞅》时，如果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先秦文化神韵和现代视觉冲击力的话，的确可以归功于高超的舞美设计。

饶有兴味的是，《商鞅》的写作时间是在一九八九年左右，而正式搬上舞台，则是在中国剧坛开始向现代社会和现代戏剧理念全面转型的一九九六年。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商鞅》所体现出的人文意识和悲剧观念，依然不脱传统写实主义的思维格局，而非当下意义上的现代文本。迄今为止，我们都无法确认，这部写于十年前却依然代表著当前中国剧坛最高水准的历史剧，对于中国大陆的戏剧创作来说，究竟是幸、抑或是不幸？

 

特约撰述｜孙瑞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