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改编成曲剧以后，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曲剧夸张一点、反常一点，并无大碍，因为观众的注意力常常为演员的声腔所夺，不会太计较逻辑及像真的问题。缺点当然是难以改变原作的失实之弊。最可惜的是，因为匆匆交代故事、介绍人物，反倒忽略了小说《四世同堂》中那种对北京气氛的营造，作为一出以北京为背景的地方戏，使人觉得「京味」不足。
曲剧是一个新出现的剧种，正如「相声剧」脱胎于民间技艺「相声」，曲剧则脱胎于北京民间的曲艺。据说一九五二年老舍为了配合宣传婚姻法写了一个用北京曲艺演唱的剧本《柳树井》，以单弦、八角鼓以及奉调大鼓为主要曲调，再加以各种中西乐器的伴奏，比单弦、奉调的讲唱更要动听。演出后相当受到欢迎，于是老舍给这种剧取了个名字，叫做「曲剧」，成为北京的地方戏。
在曲艺老艺人魏喜奎的率领下，《柳树井》后又改编演出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啼笑姻缘》、《骆驼祥子》、《珍妃泪》、《少年天子》等多种剧目。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北京艺术学院增设曲剧表演班，培养了张绍荣、许娣、孙宁、许承章、赵国来等一批优秀的曲剧演员，他们都是一九七八年第一届的毕业生，如今也都是北京曲剧团的台柱演员。—九九五年，演出《烟壶》特别成功，不到一年的时间即演出一百多场，荣获不少奖项，北京市曲剧团遂正式成为北京市属的国家专业艺术表演团队。
曲剧是曲艺与话剧的混血
过去称做「京戏」或「平剧」的剧种，大家都知道虽有「京」、「平」二字灌顶，并非北京的土产，而系以安徽的戏班为主体，以后又吸收各地地方戏曲的精华而成。所以京戏中的「道白」，除了花旦和小丑用「京白」外，其他重要角色都用与北京话无关的「韵白」。曲剧的角色却一律用话剧中的舞台语，也就是北京话，不但北京的观众听起来顺耳，其他地区的观众也绝无障碍。唱词浅显动听，也有字字入耳的效果，这恐怕是曲剧一出现就受到欢迎的原因。林鹤宜称曲剧为中国戏曲剧种的「复制桃莉羊」（注），乃因曲剧是响应一九五一年五月大陆国务院公布〈关於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而生。老舍写《柳树井》，自然也是为了响应此一指示，可见曲剧乃由时人在短期间加工而成，缺少长时间在民间酝酿的过程。其实，所有的剧种虽然在民间酝酿时间的长短有别，但都不乏个别人为的加工，所以与其称之为「复制羊」，莫若称之为「混血」或「杂交」的产品。
事实上曲剧简单说就是北京民间曲艺与话剧的「混血儿」，不过是话剧加唱而已；然而这一加唱，就与话剧的精神与结构南辕北辙了。抒情并非话剧的重要成分，曲剧的唱词则非抒情不可。话剧要求剧作家人文思想以及语言的厚度；曲剧多为改编，跳过了剧作家这一关。话剧在演出时要求演员演的功力，曲剧则要求演员唱的功夫。话剧不论写实还是反写实，都难以程式化（拟写实话剧除外）；曲剧则很可能步上京剧程式化的后尘。话剧的结构必须扣紧情节的发展；曲剧的情节很松散，只要时时利用唱的功夫触动观众的情绪即可。
老舍的好作品往往来自亲身体验
曲剧最容易的演出方式就是拿话剧来删删改改，加上唱词，例如这次来台演出的《茶馆》与《龙须沟》。但是也可以从小说或民间故事改编，那就要多费点功夫。《四世同堂》一剧来自老舍百万字的长篇的小说，而非剧作，所以必须大事删改，人物也要大事削减。
谈到老舍的小说，当然《骆驼祥子》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老张的哲学》、《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等也有一定的精采处，原因是这些作品多半都是老舍的亲身体验。这个规律一般适用于写实的小说作品，也可以用在评价他倾向写实的剧作上；譬如《茶馆》的第一幕，写得真好，因为那是老舍幼年的经验，作者的印象深刻，给予观众的印象也同样深刻；第三幕就非常地夸张不实，几乎破坏了前两幕的写实风格，理由当然又是老舍没有亲身经验。老舍不但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远去后方，抗战胜利后也没有立刻返回北京，而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应美国国务院之邀与曹禺一同访美去了，在美国一直待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为周恩来召回北京。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北京的这一段经过，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根据什么资料写成《茶馆》的第三幕我不知道，结果是令人觉得夸张扭曲得过分，有些像闹剧了。
曲剧版难改原作失实之弊
《四世同堂》是老舍最长的小说，却不是最好的小说。原因又是老舍并无在沦陷区日军统治下生活的经验，全靠道听途说来完成这部小说的主体。正如他另一本极端失败之作《火葬》一样，《四世同堂》里的人物也是忠奸分明，爱国者集民族正义于一身，通敌者则具有了所有民族败类的缺点。祁瑞丰固然坏得不像祁家的人，冠晓荷与大赤包更简直禽兽不如。他们最后遭到日军活埋的下场，真是罪有应得，无法令人同情。书中的大英雄钱默吟，从对日人毫不留情的复仇心理转化为人道主义，也是作者的一厢情愿，没有具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总之这部小说虽然很长，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及对情节的发展却都意外地粗糙，有时甚至违反常情。老舍的一片爱国心及正义感，令人觉得用错了地方。但是这本小说也有些长处，其中对北京四季景色的变换以及对北京人的观念习俗，都有十分细致与动人的描写。然而终归瑜不掩瑕，整体而论仍是部失败之作。
改编成曲剧以后，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曲剧夸张一点、反常一点，并无大碍，因为观众的注意力常常为演员的声腔所夺，不会太计较逻辑及像真的问题，这一点与京剧类似。像饰演韵梅的许娣的几段抒情咏叹调就非常动人。缺点当然是难以改变原作的失实之弊。冠晓荷与大赤包因为出场的时间很短，不像小说中的重点描写，益发显得莫名其妙。那个日本老太太的加插更令人觉得奇怪，居然向中国邻居坦露反战的心声，不但突兀，而且太不了解日本人的性格了。宁肯切腹的民族，会轻易认错吗？
在节目表中所列举的那些主题，诸如「人民走向抗日的必然」、「中华民族的自省自新」、「北京各色没落贵族、文人和城市贫民的状貌」等等，都没有表现出来。最可惜的是，因为匆匆交代故事、介绍人物，反倒忽略了小说《四世同堂》中那种对北京气氛的营造，作为一出以北京为背景的地方戏，使人觉得「京味」不足了，至少赶不上《茶馆》的表现。
曲调编得好，的确相当激动人心
此外，曲艺本来就是比较大众、比较通俗的娱乐，变成曲剧而后，诉求的观众仍然是一样的，因此在思想性及意识形态上不能不趋向保守，甚至难免陈腐。话剧可以前卫，曲剧则无法做到，因而在改编话剧时，恐怕也只能改编意识形态上比较保守的一类。
曲调如果编得好，又唱得好，的确相当激动观者的心，这是曲剧动人之处。在中场休息时，我曾到乐池边看了看，很惊讶地发现竟有十几个乐师，乐器更多，有的乐师兼奏两种乐器，但是在演出时听起来好像不过三五人的乐队。既然大乐队的效果与小乐队无异，为什么如此浪费呢？也许有一天会编出交响乐般宏伟的前奏或伴奏，那得要有相当的剧情才有此需要。曲剧先天受了曲调及唱腔的限制，恐怕不适合演出《阿伊达》或《杜兰朵》那样的悲剧吧？
注
见林鹤宜，〈说唱的戏剧，戏剧的说唱──评北京曲剧《烟壶》〉，《表演艺术》第69期（1998年9月号），页68-71。
文字｜马森 戏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