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若非艺文爱好者，一般人可能并不清楚台北市政府旁那栋高耸、白色的中国信托大楼旁边，有一座名叫新舞台的剧场。就算是到过新舞台的观众吧，也很有可能并不知道这座现代化的剧场，其实它与它的前身淡水戏馆和台湾新舞台，已经陪伴台湾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而鹿港辜家，就在其中扮演著重要、关键性的角色。

司马啸青在他的《台湾五大家族》一书中，对雾峰林家、基隆颜家、板桥林家、高雄陈家和鹿港辜家有精采、翔实的描绘；其实，他们以前得意于商场与政界的同时，也雅好戏曲，借由当时流行的文化娱乐活动夸耀自身的成功。譬如雾峰林家自身即蓄有乱弹家班，宅第建有戏台；基隆颜家常招知名的京剧女班永乐社堂会演出；而板桥林家亦常聘请来台的上海京班至林家花园内的戏台演出堂会戏。但是，真正要论对台湾戏剧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就非属鹿港辜家不可了。

台湾第一座新式剧场──台湾新舞台

鹿港辜家的发迹始自辜显荣（1866—1937）。他在一八九五年六月日军登陆台湾后，受台北绅商之托，前赴基隆引日军进城。后来因取得食盐、鸦片等专卖特许而获利丰厚，并陆续发展其他产业，不到十年，就成为百万富商。在政治上，则一路受总督府叙勋，且成为殖民地台湾的第一位日本帝国贵族院议员。

在这显赫的政商背景后面，我们其实很少关注他在文化方面的一些作为。除了捐资在各地兴建孔庙、资助南管曲社等事较为人知之外，辜显荣还是一位戏迷，不但常常招聘上海京班来台湾演出，而且还从日本人手中买下淡水戏馆，更名为台湾新舞台，开启了台湾商业剧场的风云时代。

一九〇九年落成的淡水戏馆，是台湾第一座专演中国戏曲的剧场，中国式的建筑外观，华丽的双龙装饰山墙，屹立在当时人烟尙少的台北驿后方，很是显目。从此开始，对岸来台演出的福州徽班或上海京班，再也不必委屈地在日式剧场如台北座、荣座等地演出了。

此时的辜显荣，常常出现在淡水戏馆的特等位中，观赏著「支那」戏班一出出的精湛好戏，皮黄从此成为他嗜爱的流行音乐，对于当时中国京剧各个流派的表演艺术他也都能如数家珍。一九三七年辜显荣到上海时，就特地请接待单位安排观赏伶王梅兰芳的演出，之前在台湾仅能观赏到「仿梅」表演的遗憾，这次得见本尊的绝代风华，真可谓是一偿夙愿。

一九一五年，辜显荣斥资一万五千元买下了淡水戏馆，师法上海新舞台之名，而重新命名为台湾新舞台。上海的新舞台，是中国第一家拥有先进设备，且将近代中国的戏曲改良运动推向高峰的现代化剧场。辜显荣以台湾新舞台为名，或许有以此自励的意味，期许他这台湾第一座新式剧场能同上海新舞台一样，也能有一番作为与气象吧！

有了自己的剧场之后，除了继续提供当时来台中国戏班和本地戏班如七子戏、京戏、白字戏班等在台北演出的一个主要场所，辜显荣还积极地引进上海京班来台演出，如一九一六年的上天仙班、一九二二年的天胜京班、一九二六年的庆升京班等，这不仅让台湾的观众有机会一睹上海的名伶演技、流行剧目和机关布景，同时，也间接帮助了本地戏班有更多吸收艺术养分的机会。在一九二四年永乐座落成之前，台湾新舞台可以说是台湾商业剧场发展的主要推手与摇篮。

为戏痴狂的辜家人

辜显荣对戏曲的爱好，也影响了子辈，较明显的是次子辜皆的与五子辜振甫。辜皆的一直住在鹿港，他曾至当地北管曲社、京调票房「玉如意」习艺，后来虽未继续，但一直都是该社经济上的重要赞助者。鹿港地区于日治时期对正音（即京调）学习相当热中、上海京班来台演出也常将鹿港列为重要演出地之一，这些或许都与辜家多少有些关系及扮演了一定的影响。

辜振甫则自幼于台北生长，七、八岁开始，就常常跟著父亲到台湾新舞台看京戏，而彼时正是上海京班来台演出的高峰期，梁一鸣、白玉艳、张德俊等沪上名伶相继来台演出，《狸猫换太子》、《三搜卧龙冈》、《妈祖出世得道》等连台本戏也先后在台造成轰动。这段幼时的戏曲启蒙与记忆，对他后来的戏曲生命是有著深远影响的。

辜振甫的长女，也是现在新舞台馆长的辜怀群，透露了一则他父亲学戏的小故事。「我三伯母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她曾经和我说过，我祖父的观念很保守，当时家里的女人是不可以到戏院看戏的。所以，每次我父亲要去看戏时，四个伯母总会给他一个任务，那就是要他把剧情、唱腔记熟，回来的时候再说和唱给她们听一遍。父亲现在会的戏这么多，或许和他小时候的必须博闻强记多少有点关系吧！」原来辜振甫在香港从坤伶老生孟小冬学戏之前，还有过这么一段有趣的「自学」经历。

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态势已定，被戏迷称之为「冬皇」的孟小冬随夫婿杜月笙南迁至香港避难。此时，辜振甫也刚迁居于此，于是他透过关系，结识了这位大名鼎鼎的余（叔岩）派传人、在二十年代即与马连良、高庆奎齐名的老生前辈，及她的琴师王瑞芝，后来，并追随他们二人学了不少老生戏。「那是我父亲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终于学到戏了，而且是向孟小冬学的。那个时候张君秋也在香港，我父亲和他也很熟呢！是很要好的朋友。」辜怀群难掩兴奋之情地忆起了父亲说过的往事。

无文化局限的「新」舞台

辜振甫在香港的三年间，扎扎实实地向孟小冬学了不少戏，他后来常票戏演出的《空城计》，即是孟的得意之作。

辜振甫回台后，专心于商业上发展的同时，他未曾或忘想要延续二次大战末期毁于美军轰炸的台湾新舞台的文化精神。「可惜当时我们并没有地，就算找得到地也要有钱买，所以我父亲先专心致力于本业的经营。」辜怀群分析了当时未能重建台湾新舞台的困难所在。「有趣的是，虽然我父亲进了水泥业──台泥，还是没办法『盖』起一座舞台，其实他一直很想做这件事的。」

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和信企业集团的成功经营已是有目共睹，辜振甫于是将挂心已久的筹建剧场的愿望逐步落实。他找来姪子辜濂松和长子辜启允共同商议，由中国信托和中国人寿共同于信义计划区内标得两块连在一起的土地，由中信银独资兴建，一半盖中信银总行大楼，另一半则兴建剧场。

从筹划到竣工，总共花了五年之久，十二亿元之多。一九九七年，经过了一年的营运测试后，终于正式开幕，并成立了「财团法人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文教基金会」来负责表演厅的营运工作。谈起这座台湾第一座由民间企业独资兴建的中型多功能表演厅，辜怀群点出了它的独特性，「我们一开始就朝表演厅和银行分开盖的方向来设计，这是很少人有的。现在日本许多企业体都建有舞台，比如『日本生命（人寿）』里面就有很好的舞台，但是它是藏在大楼里的。我们独立设馆，是希望民众能更容易也更愿意亲近它，艺术本来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嘛！」

新舞台于一九九五年完工时，其实尙未取名，辜怀群也还在台大外文系任教。当时有人建议取「中信银厅」、「中信新舞台」、「新新舞台」等名不一而足，最后请辜振甫裁示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就说「叫新舞台吧！」

辜怀群认为父亲将这个剧场取名为新舞台，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了延续和纪念台湾新舞台的文化传统，但是为什么没有将台湾二字留下呢？「我父亲一直认为文化是超越地区的，文化人的格局一定要大。今年年底我要带台北新剧团到上海演出，他就特别交代，过去的时候，不必强调代表什么地区，你们就是一个文化团体，文化交流不要搞地区，更不要搞政治，如果花时间在这儿，也就没有时间搞好文化了。」她以对父亲的了解做了以上的推测。

这样的格局、视野与胸襟，是辜振甫在商业、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皆有所成的根本原因。新舞台这个名字是取得好，好在没有地域的局限，只有精神的传承。上海新舞台早就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而台湾新舞台也仅存于人们的记忆里，只有那份精神，属于新舞台开创性的文化精神是永久的。而现在，这个新舞台所继承的即是属于两岸共有的那个新舞台精神。

台湾百年正在上演

因为是多功能的剧场，所以音乐、舞蹈、戏剧的节目都有，但戏曲在其中可是占了不少的分量，尤其是京戏，在这方面，新舞台的确是承继了过去上海和台湾新舞台的文化传统。甚至和当时台湾新舞台有专属的新舞社歌仔戏班一样，现在，新舞台也组织了一个由名文武老生李宝春所领衔的业余京剧团──台北新剧团。巧合的是，当时新舞社虽然是歌仔戏班，但里面却有许多上海京班的留台演员搭班演出「加演京戏」，而现在台北新剧团的李宝春，恰巧也是来自大陆的京剧名角。这一前一后的「两岸合作」模式，在历史的对照下，形成了有趣的新舞台现象。

在经营新舞台之前，已经以辜公亮文教基金会的名义成功制作《曹操与杨修》等京剧演出的辜怀群，从大学到博士念的都是外文，很难想像她小时候是个跟著祖母到处看戏的小跟班，淡水河畔曾经有她最愉快的野台戏经验。「虽然我学的是西方戏剧，但我心底一直有个声音，就是拒绝把我和中国文化那扇门关掉。因为有了这个，我才了解西方戏剧的可爱，因为学了西方戏剧的理论，我更能够体会中国戏剧的高深。」辜怀群把自己戏剧观的形成做了这样的剖析，也为新舞台的发展方向定出基调。

新舞台自制的戏曲节目汲古汲新，传统与创新并重发展，有《野猪林》、《四郎探母》，也有《宝莲神灯》与《仙姑庙传奇》。在目前戏曲界一片创新声震天作响之际，它显得沈稳内敛，因为清楚戏曲的发展规律而知道缓步向前的必要性，因为珍视戏曲的程式规范而不致陷入躁进的危险。

另外，每年「新传统」戏曲系列活动对各剧种如昆曲、京戏、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的引荐，及青少年戏曲人口的开发与戏曲书籍、有声资料的出版等，相信都将使得新舞台在未来台湾戏曲史的书写上占有重要篇幅。

从辜显荣、辜振甫到辜怀群，辜家三代人有著对戏曲艺术共同的热爱。从剧场拥有人到专业经营者的身分转换，则让我们看到了辜家对文化艺术的本质与发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

台湾新舞台与新舞台，一前一后，一旧一新，已经走过了精采百年。未来呢？「我希望新舞台永远是专业人在经营，我只是一个过渡，并不是非辜家的人不可。只要有专业的人愿意为他的理想与热情奉献，这个舞台就有未来！」辜怀群所坚持专业导向的经营理念，让我们满心期待，在这个世纪里，能因此茂生出更多的艺术花果。

 

文字｜徐亚湘 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