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加国内创作的国际能见度、进而促成文化外交的功能与使命之外，跨国合作的形式其实具有更为宽广的创作空间，蕴藏丰富的文化能量；而撇开「本土化」或「文化样板化」的政治考量来看，向外寻求合作的艺术创作，也可以在艺术品质的追求上，有更为积极的目的性。
加入WTO之后，台湾与国际间的文化产品、人才、资金的流通门户大开，可以预见的是，艺文界的国际合作计划，其规模与数量也势将与日俱增。而政府有关部门在思考如何因应「入世」的冲击时，也将跨国合作视为可能的对策。经济部次长陈瑞隆日前便建议，面对「入世」之后的外来竞争，国内创作者与文化业者可以联合外国业者，共同创作或经营，甚至进军国际市场。文建会主委陈郁秀更表示，未来将更鼓励台湾艺术家进行国际合作的创作，透过不同的媒介，让本土文化传统向世界展现。
文化财有福同享
事实上，国际间的跨国、跨文化创作，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风气，早已相当活络，有的企图吸纳各国文化资产精华以为已用，有的标榜跨族群、跨文化的艺术创作使命，有的纯以异质文化符号的操弄为乐；闻名国际的欧美剧场大师莫努虚金、彼得．布鲁克、尤金诺．芭芭等人均是个中高手，或是聚集各国艺术家在一起工作，或在作品和硏究中广泛运用各国的传统剧场形式。在台湾表演艺术界，跨国合作的前例也不少，譬如汉唐乐府与巴黎小艇歌剧院两年前共同创作的《梨园幽梦》，便以其衍化自两国宫廷乐舞传统的演出形式，引发广泛的讨论。
在台湾，向外寻求创作人才的资源，早见于京剧、歌仔戏邀请大陆编导合作的悠久历史中；果陀剧场的歌舞剧创作，也吸纳了来自香港、日本等地的音乐、舞蹈编作者；表演工作坊更将与大陆、香港的剧场人才合作，列为发展华文圈戏剧市场的重要策略。在国际合作的趋势下，两厅院主任朱宗庆也以降低成本和分担风险为考量，表示可能将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表演艺术机构合作制作节目。
周游列国的创作个体户
或为利之所趋、或为求才若渴，业界对于跨国合作均有其实际的著眼点。目前在国际间，则另有许多由各类艺术工作者形成的自发性组织，举办工作坊、研习营的活动，透过作品、技艺、观念的自由交流与呈现，企 图开拓艺术表现的方式，或是深化美学思考的层次。拜网际网路发达之赐，这些活动如今在相关资讯的传播、人力资源的集结等方面都变得容易许多。举办的地点，除了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都会之外，在东南亚、印度、非洲等第三世界的地区也相当普遍；去年在台中举办的WAC （编按），则是少见的国内例子。
在扩展创作视野的基础上，这些活动逐渐形成各国艺术创作个体户互通声气、进而寻求创作伙伴的场合。极体剧团的团长吴文翠，近年来便相当积极地游走其间，进而分别与德国、印尼、日本、匈牙利的音乐、剧场、装置艺术工作者等合作创作，今年更将邀请印尼剧团来台演出合作作品《剧烈十城》。
这些从工作坊到合作创作的机缘，在国际间造就了不少活跃的艺术创作社群，追求异质文化脑力激荡的快感。跨文化、跨领域、实验性强，是他们作品常见的共同特色。具有多次跨国合作经验的剧场工作者刘守曜指出，有心人自发性地聚集在一起工作，可贵之处在于借此打破各人原有的思考惯性，用新鲜的角度看熟悉的事情，让创作好玩又有质感。然而，刘守曜、吴文翠也不约而同地强调，参与此类活动的跨国创作玩家们，本身的专业能力和思考成熟度非常重要，因为 在有限的经费与时间分配下，除了志同道合的自然默契之外，参与者的「立即战力」往往是选择合作对象时的首要考虑因素。
团体切磋招式多变
在「个体户串连、跨领域合作」的另类模式之外，国内也有透过艺文机构合作而开发的跨国合作创作计划。「小亚细亚戏剧网络」便在去年穿针引线，安排日本团体「银幕游学」与台湾的国际演出常客「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合作，由导演佐藤香声为 莎妹的巡演作品《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动作》作曲及现场演奏，银幕游学的团员也加入现场人声演出。主办者平珩表示，就制作面而言，「小亚细亚戏剧网络」的跨国合作计划是一步一步渐进发展的。刚开始，各国的主办单位先以初步的节目交流，了解彼此的品味与制作条件后，再共同开会讨论决定下—次的节目内容与交流方式，从座谈、工作坊到合作演出，逐渐深入交流的层次。明年莎妹的合作对象将是日本「榴华殿」剧团，合作创作的程度也将更为密切。
运用跨国合作寻找创作新意的方式，在音乐、舞蹈界的专业领域之内也不陌生，国内舞团便常有与国外编舞家或舞者合作创作的例子。较为特别的，则有安排长程的交流规画，累积合作的成果，例如舞蹈空间舞团与英国漂儿（Ricochet）舞团的三阶段合作创作计划，从邀请对方来台授课开始，进而由漂儿的编舞者与舞蹈空间的舞者合作创作，明年则将计划以「新世纪语汇」为题，各自创作一支舞码，再合作产生第三支舞码，组成两团的联展。在音乐界方面，去年也出现了跨国合作创作乐曲的尝试《蛇年的十二个阴晴圆缺》，由作曲家洪千惠与法国作曲家Francois Bernard Mache共同谱曲，全曲分为四个章节，两人各自创作两章，再由朱宗庆打击乐团与法国史特拉斯堡打击乐团共同演出。两位作曲家的风格互异，交织在作品中，突显了合作创作的特别趣味。
避免徒具形式之弊
去年在台北举行的「亚洲艺术网络」年会中，也安排了「创作演出showcase」的呈现，来自亚洲各国的青年艺术家代表，透过集体讨论、工作坊、简单排练的合作过程，呈现各自的创作。可惜的是，许多作品的表现并不理想，主办单位安排的交流美意，在匆促的准备时间和有限的经费下，打了相当的折扣。而在技术执行面的问题之外，値得警惕的是，以「交流和对话」为名之下进行创作，如果缺乏具体的艺术企图和细致的创作规画，无论政治资源的联结如何成功，创作成果的展现终将是贫乏的。
如何避免让跨国合作沦为形式？刘守曜认为，合作计划的导演或艺术总监，必须想清楚「让观众看到什么？」，并以清晰的观点为本，协调、收纳、统合其他艺术工作者的想法。国际间不乏以跨国规模为号召的演出节目制作，然而，唯有坚持明确的美学意图，使技术层面的沟通有所依据，化行政操作导向的合作形式为助力，才能发挥多国专业合作和文化元素并用的最大效益。
刺激创意的生产与累积
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刘守曜表示，运用人才合作和交流，跟世界脉动接轨之际，有识之士应有提升台湾为文化创意研发基地的自我期许，以创意的生产与累积，形成艺术创作的金字塔底层，而非满足于打造聊备一格的国际交流样板而已。
平心而论，国际文化交流的政策，固然造就了国内部分创作活动的出口与活力，而跨国合作创作也本是人才流通与市场扩大后的自然趋势之一；然而，値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开国际政治现实的压力，政府一直视文化交流为突破外交困境、表现台湾主体性的宣传利器之一，如今对于跨国合作的创作活动，也仍不脱以「展现本土文化传统」为宗旨的思考模式。对于目前普遍依赖公资源挹注的国内艺文创作环境而言，这种政治逻辑的负面影响令人忧心。在增加国内创作的国际能见度、进而促成文化外交的功能与使命之外，跨国合作的形式其实具有更为宽广的创作空间，蕴藏丰富的文化能量；而撇开「本土化」或「文化样板化」的政治考量来看，向外寻求合作的艺术创作，也可以在艺术品质的追求上，有更为积极的目的性。在「文化交流」的名目之下、「意识形态正确」的迷思之外，对于跨国合作创作的政策鼓励，应以制订明确的目标与宏观的规画为重；政治考量的宣传效益，也不可与检验创作的艺术成果混为一谈。艺术交流与合作不只是一个提高台湾国际知名度的工具，更是一个民族文化有机发展的必然过程。
编按：
详见陈雅雯（剧场里也有「春天的呐喊」），本刊第一〇一期，92─95页。
（本刊编辑 安原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