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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求生存?

如何形成一个正循环的双赢机制,如何逐步鼓励民营,如何扭转施政方向,投资更多经费在人与这些人的活动而非硬体建筑上,如何在基础教育上加强音乐教育,如何扩大根基把饼做大……这些问题一日不研拟出政策,面对这股浪潮的存活率就会更为降低。

如何形成一个正循环的双赢机制,如何逐步鼓励民营,如何扭转施政方向,投资更多经费在人与这些人的活动而非硬体建筑上,如何在基础教育上加强音乐教育,如何扩大根基把饼做大……这些问题一日不研拟出政策,面对这股浪潮的存活率就会更为降低。

台湾进入WTO引起一阵子的讨论与恐慌,然而表演艺术界面对这状况似乎热了一阵子,但是随即又似乎没甚反应,浑然不知WTO不是这趋势的重点而只是个象征性座标,「全球化」才是真正隐藏在这浪潮下的元凶,它所带来冲击的利弊都将在未来加诸国内表演艺术市场,根本改变整个产业的生态与架构。

在《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车与橄榄澍》(联经,2000) —书中,作者Thomas L. Friedman有段话一语道中「全球化」对市场的影响:

简单的说,全球化为许多商品与服务创造一个比较开放、比较统一的全球市场。假如一个国家加入这个体系,有能力向这个全球性市场出售他们的商品与服务的人就可以大捞一笔,原因是这个市场的规模是世界性的。(p.306)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性』的过程──即一种不断摧毁效率低的产品或旧劳务,代之以更有效率之新产品的循环」(同上,p.26);在这大前提下,「全球化」之前的「冷战时代」创造了以国家为单位的封闭性市场型态,各种不具效率与规模的生产方式、商品、艺术文化活动及产品、生活方式,都因此而得到保护、能够生存,但随著柏林围墙倒塌,金融、资讯、科技的「民主化」,「全球化」开放性市场快速成形,各行各业的经营理念与策略都必须真正做出大幅度调整,否则将成为「全球化」下的受害者。

在台湾,由政府推行的「文化建设」,在理念上基本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主要是由政府挹注文化硬体建设,然后配上政府主导兴办的演出活动教育民众,以提升国民之文化生活水准,证明我们不是没有文化水准的国家。然而这在封闭市场与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还行得通,反正没有什么可资竞争比拟的对手,而「文化」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图腾」,也颇容易阿Q地认定观众少是因「曲高」之故,但这种说法在现今是很难再自圆其说了!

奥地利以「莫札特」、「贝多芬」、「布拉姆斯」、「约翰.史特劳斯」、「维也纳爱乐」等,美国以「纽约爱乐」、「帕尔曼」等「向这个全球性市场出售他们的商品」,我们呢?对没有创出自有品牌,找不到定位的本土古典音乐表演团队与演奏家而言,面临的可不仅是压力而已,大有可能彻底被浪潮淹没。向来政府对古典音乐的投资多半耗在邀请外来演奏家、团体与官办乐团上,而不是严加考核、调整经费,协助有心的团队逐步改善营运体质以便渐成气候;也未见提供本土作曲家发挥创意的生活与演奏空间,建立更宽广的演奏曲目;也未曾提高待遇,引进国际一流的音乐家,以提升本地的演奏与教学水准;更没有协助建立民营机制,使团队能够以更加弹性化的方式运作,也未在税法或捐助上有所优惠。

在面临国际性竞争的时刻,这种不见章法、自乱阵脚的施政,加上国家整体文化投资与认知不足,将使音乐工作者生机日蹙,工作机会也将逐步消失。如何形成一个正循环的双赢机制,如何逐步鼓励民营,如何扭转施政方向,投资更多经费在人与这些人的活动而非硬体建筑上,如何在基础教育上加强音乐教育,如何扩大根基把饼做大,如何创造评比竞争的生态、打破垄断、无新意的局面,这些问题一日不硏拟出政策,面对这股浪潮的存活率就会更为降低──「凌志汽车」将压过「橄榄树」,家也将因为与他人的家无异而成为「无家」可言,但愿上述这种「全球化」最糟糕的下场在此永不会成真。

 

文字|陈树熙 作曲家、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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