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风波》的大陆行历经风波，堪称一趟飘浪之旅。尤其货柜在海关遭扣，影响广州的演出，更是最大的遗憾。不过事后回想，却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广州演出虽然美中不足，但当地观众的热情冲淡了舞台缺憾，演员也因无舞台包装，反而激发身体潜能。北京的戏剧环境与广州不同，倘若在中央戏剧学院演出时，舞台、灯光、服装条件不足，整出戏的完整性大打折扣，就让人扼腕叹息了。
因缘际会，二○○一年台北艺大春季学期制作《一官风波》竟然搭上两岸文化交流的列车，不但有机会再度演出，也成为台湾教育剧场登陆的急先锋。到大陆演戏并非多伟大的计划，只是却之不恭，不去可惜。紧接而来的，又是忙碌的流程。舞台剧不比影视作品，完成后制作就可无数拷贝，一播再播，制作人、编剧、导演都能翘腿捻嘴须，轻松以对。舞台每一场演出都是新的开始，同一出戏，间隔一段时间再度呈现，更是彻彻底底的重新制作。
《一官风波》所搬演的东亚海域故事，场景包括日本、中国、台湾，事件也涉及四百年前的两岸关系，虽然时空转换，仍可能触动对岸各级「对台办」、「港澳台」或文宣部门的神经线。我们那位勇于任事、「对陆办」经验老到的执行制作詹桑（编按：詹惠登）倒是自信十足，一副「问题不大」的样子。他很快地把二○○一年的演出剧本与相关资料寄给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对方也爽快地回函表示欢迎。
什么是「一边一国」？
这出戏的舞台原始设计是以艺大剧场条件为蓝图，外地演出所牵涉的技术问题繁多，而装台时间连同技术彩排，敲敲打打，前前后后得七、八个工作天以上。每个阶段的衔接与配合必须精准，否则，势必影响演出。剧场技术组每天为舞台操心，后来却发觉跟大陆漫无标准的「政策」相比，剧场技术与装台档期都只是小case。
就在剧组积极工作，舞台与灯光设计准备赴大陆勘查演出地点时，上海戏剧学院突然寄来一封信，很不客气地指明《一官风波》不适合在上海演出，要求更改演出剧目。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剧组立即陷入鸡飞狗跳。詹桑多次沟通无效，只好放弃上海的行程，转而联系广东省文化厅与广州话剧团，对方很阿沙力地答应安排演出，并负责落地接待，表现了南方中国人的温暖。广州虽然现代剧场条件不足，但开放的社会风气与求新求变的戏剧传统，也算是上海之外最好的选择了。
台北艺大确定先在广州话剧团的十三号剧院演出两场，而后北上到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作四场表演。一切似乎就绪，演出海报、节目单也已完成，并开始散发。随后而至的，仍是一连串的状况，以及不间断的书信、电话协调过程。北京和广州主办单位的邀请案件往上提报时，大官小官担心演出内容出现敏感话题，对于《一官风波》的角色、场景都有意见。而且南北所挖掘的问题不同，詹桑三天两头就会汇报对方要求的修正意见。北京有人一眼看出剧中的「明国」接近「民国」，我把它改为「银国」，连带地，「清国」也成了「金国」。平户这个地名担心引发观众仇日心理，就改为平溪吧！顺便也把厦门岛改成叶门岛，免得有人按图索骥。「福尔摩沙」地名不妥，我从善如流，改成「福尔摩亚」，还不满意，就叫「忽摩亚」好了。改来改去，最后广州一位「领导」反而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不直接就叫台湾？」。
大陆不断释放出每个单位、每位专家提出来的意见，到底仅是提供「参考」，还是严格要求更改，不得而知。但剧本一再更动，徒增排戏的困难，也造成演员极大的心理负担。为了演出顺利，只好委曲求全，毕竟一个庞大的演出队伍在中国的处境，与一、二个人的机动性截然不同。何况，台湾戏剧界、艺文界向来就很少人认真思考过台湾与大陆是否真的「一边一国」？如因这些泛政治问题拒绝演出，恐怕连我的同仁都不易理解。
剧名惹来无关风波
整出戏的排演就在看来似乎没问题，却又充满不确定感的情况下进行。在宜兰演艺厅的行前公演之后，制作组立即把舞台道具、服装、乐器封箱，由海路运往广州。剧场技术组同仁接著到广州接运，以便及时装台，让随后赶到的导演组能在演出场地排演。不料，装有舞台行当的货柜抵达广州之后，竟然被扣留在黄埔海关，迟迟不能提领，原因是邀请单位发文慢了，免税的手续也不完备。日子一天、两天、三天溜过，货提不出来，装台工作受到延误，提前到广州的剧场人员毫无用武之处。
一位「领导」总算开口了，他说：「这些波折是因为你们的剧名取得不好，你看一『关』风波，不是讲明会在海关遇到风波吗？」像是关心，也像是开玩笑。
舞台道具无法在演出四天前提领，舞台装置、灯光效果与演员造型受到严重影响，只好到广州话剧团的道具间挑一些服装、道具凑数，他们也尽可能给远来客人提供援助。既然演的是海盗故事，随便头巾一包，打了赤膊也有几分样。灯光就用普通照明设备，在灯框上加几张色纸，制造一些特殊效果，就跟本地一般演出差不多了。那两天来了不少「领导」，演出前上台致词、献花，戏演完又上台慰问、合影留念，他们直说台北艺大的演出是广州戏剧界的大事，因为这是第一支到广州表演的台湾戏剧团体。戏剧进行中，观众席手机响了，有人大剌剌地对著它聊天，旁若无人。看戏习惯轻松、随兴的广州观众，对于舞台技术与服装的缺陷十分宽容，也不太在意。有的观众在剧场内游走自如，拿起相机对著舞台瞄准，发出一阵阵闪光……，我突然有时空倒错的感觉，仿佛看到三十年前台湾戏剧演出场景。
在别人家后院盖客厅
货柜出关时已是公演结束的第二天，它如何解套？我完全不清楚，不过仍须感谢广州话剧团的奔走，以及当地几位台商的关切。这时离北京装台期限已晚了两天。工作人员恨不得把这堆笨重的行头、道具一骨子丢进中央戏剧学院。雇来的货车由广州循著粤汉、京汉铁路北上，就算路程顺畅，也要七十二小时才能抵达。在北京待命的剧场技术人员连夜雇人赶搭基本台，准备货车一到达，即刻装台、试灯，并挤出演员现场排演的时间与空间。导演组一行人则由广州搭机到天津，再包游览车上京。
运载舞台道具、灯架和服装的货车送抵中央戏剧学院的时间虽慢，总算让人松了一口气。工作人员不眠不休，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装台。舞台监督接管剧场大小事务，安排各技术部门的整合、试演，以及演员著装、发声、走位，并在正式公演前一晚勉强进行一次彩排。中戏的剧场是传统镜框式舞台，有小型乐池、后台很深。无法符合《一官风波》的舞台需求，舞台设计房公（编按：房国彦）两个月前来看场地时，已确定放弃原来的观众席，利用剧场的后台重建表演区与观众席，等于在别人家后院盖客厅。乐池上搭置投影用的布幔，原来偌大的观众席成为操作投影的工作席。临时搭架的阶椅式平台，来不及磨光、上漆，台面还有些粗糙，坐在这里看两个多小时的戏剧演出，并不轻松。看过小剧场的年轻人，也许还能适应，年长的观众在没有靠背的地板上看戏，就很辛苦了。
《一官风波》上半场以群戏为主，几个表演区交叉进行；下半场则以主要角色的对手戏为主，场面由热闹转趋冷静，场景与场景之间的流通与衔接更快，戏剧所要表现的情感多在后段完成。在北京的每场戏结束，都有不少年轻人留下来与导演、舞台、灯光设计讨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对开放式的表演方式以及剧场技术、乐队、特殊音效所营造的戏剧氛围感到兴趣，而演员的投入，及其与观众忽近忽远的距离感，也令他们印象深刻。当然也有人指出这一出戏的某些缺失，例如演员咬字不清，加上身处三面长形舞台，声音容易散掉，台词也因而糊掉。有些观众则从「历史剧」的角度对《一官风波》的人名、地名与角色安排表达不同看法，他们似乎很在意模糊、虚构的人名、地名干扰历史想像。
在北京演出期间，一位目前从事影视传播的中戏校友，热情地拉著我的手说：「我原以为台湾就如珠海、澳门、香港，没有什么文化，没想到你们的演出竟然这样的新鲜、好看！」一席赞美的话，却也反映某些京朝人士对「台湾同胞」的刻板印象。
足以借镜、攻错的互惠交流
《一官风波》的大陆行历经风波，堪称一趟飘浪之旅。尤其货柜在海关遭扣，影响广州的演出，更是最大的遗憾。不过事后回想，却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广州演出虽然美中不足，但当地观众的热情冲淡了舞台缺憾，演员也因无舞台包装，反而激发身体潜能。北京的戏剧环境与广州不同，倘若在中央戏剧学院演出时，舞台、灯光、服装条件不足，整出戏的完整性大打折扣，就让人扼腕叹息了。
透过这次的演出，艺大与广州、北京的戏剧界有了初步的交流，艺大剧场设计系并同时参加中戏主办的「国际舞台美术观摩展」，相互之间，有不少足供借镜、攻错之处。中国戏剧传统悠久、深厚，「话剧」至今仍方兴未艾，各大城市这几年纷纷兴建大型剧院，对未来的戏剧发展将有进一步的激励作用。我所接触到的大陆年轻戏剧界朋友热情澎湃，喜欢探讨剧场的类型与演出主旨，谈一出戏，诸如「历史剧」、「小剧场」、「先锋」、「探索」、「后现代主义」之类的名词就会纷纷出笼。北京和广州的一些看过《一官风波》的朋友其实早已想对其「话剧」做各种尝试与创新，只是囿于前辈的舞台观念与戏剧资源的不足，很少有能付诸实现的机会。整体而言，北京戏剧人才济济，演员多具有良好的形体基本功，名家、名剧辈出，可谓中国戏剧之都，也因为如此，「话剧」风格显得稳重、保守。专业剧团与校园剧团之间泾渭分明，一般戏剧系学生或甫踏出校门的年轻演员鲜少有参与社会剧团的机会。虽然近年所谓「先锋」、「探索」戏剧兴起，但在根深柢固的戏剧界仍然明显属于极「小众」。
广州现代剧场虽无北京、上海气派，但其根源于本土的开放性，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形成广东戏剧粗犷、奔放的舞台风格。以粤剧为例，它在传统文武场之外，早已纳入西洋乐队编制，而外地的戏曲声腔也多本土化，在中国众多剧种中，极为少见。但广东「话剧」近年在「全国化」的目标下，有逐渐放弃本土语言色彩，改以普通话演出的趋势，表面上容易走出广州，但相对也降低广东「话剧」的特殊性。
与中国大陆比较，台湾的「话剧」历史不长，舞台人材有限，演员基本功更是相对薄弱。不过，台湾社会长期自由开放，戏剧与民众生活互动明显，剧场工作者接收的国内外资讯丰富多元。一九七○年代后期以后，实验剧场兴起，打破传统舞台的「话剧」表演框架，给台湾的舞台剧带来新的风貌。而后三十年，「实验」早已变成剧场的常态，各种形式的表演风起云涌，从街头到剧院，从传统到前卫，逐渐打破藩篱，戏剧、舞蹈、音乐等各艺术类型也常跨界合作，自由运用各种舞台元素。社会剧团与校园剧团之间交流频繁、相辅相成，艺大的学生演员平常参与校内演出，一旦走出校园，很可能就是商业剧场的一个要角。
以信心经营无限商机
许多广州、北京的观众把《一官风波》视为「前卫」、「后现代」的「小剧场」。我一位饱学的同仁在参与讨论时也从「后现代」、「环境剧场」甚至「意象剧场」、「总体剧场」观念切入这一出所谓极度使用剧场元素的「拼凑式」戏剧。不过，《一官风波》的演出风格与舞台调度，与其说受某些现代剧场影响，毋宁说来自我个人的一些戏剧经验，特别是运用民间剧场多焦点的舞台空间与流动的走位方式。从此印证，传统与现代，剧院与外台的戏剧处理其实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
台湾与中国关系诡谲多变，互信基础不足，两岸政治对话与三通议题至今仍然僵持不下，但艺术文化的交流却普遍被视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早已行之有年。不过，两岸对于艺文交流的热度、目的、期待并不相同。与台湾艺文界的盛情相比，大陆可谓有恃无恐，以逸代劳。因为不待他们推动，也有台湾热心人士大敲边鼓，积极引进。相对地，台湾艺文界就没有这份福气，除非具有高度票房价值的「资本主义」流行娱乐或商业演出。否则，极少有大陆中介团体热中推介台湾艺文团体。不过，我们的艺文界看好大陆市场者大有人在，打死不走，有些表演早已在中国几个大城市布线，似乎商机无穷。
站在台湾立场，如果两岸文化交流一定要走，那么就好好地走，健康地走吧！戏剧、音乐、舞蹈和很多艺文活动都有展现台湾艺术风貌的极大空间。目前所欠缺的，或许就在于对台湾的信心，以及要求双边平等互惠的勇气而已。
文字｜邱坤良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一官风波》编导
